9月3日是流亡藏人民众投票选举产生的领导人边巴次仁自今年5月27日担任司政以来的100天，为了让广大民众详细了解司政在过去100天任期内所展开的各项工作和制定的政策。司政边巴次仁在接受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丹增其美女士的独家采访时，谈到了他领导的藏人行政中央在过去的100天里所展开的各项工作，他为流亡藏人的整体福利所制定的政策，以及为解决藏中和谈规划的政治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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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增其美（以下简称主持人）：首先我想请教您，您在担任司政100天期间的经历如何？
司政边巴次仁（以下简称司政）：就我在过去100天里领导藏人行政中央的愿望或愿景而言，我可以肯定地说，目前的噶夏正按照我在竞选宣言中所承诺的那样正在顺利运作，没有任何疏漏。
主持人：您曾多次提到，您的主要工作将是解决长期存在的西藏问题。为实现这一目标，您制定了哪些策略和政策？
司政：我很难对此一一列举，但我在许多场合说过，我和现任噶厦将遵循达赖喇嘛尊者所倡导的、西藏人民议会一致通过和世界各地的藏人民主认可和欢迎的非暴力「中间道路」为基础，集中我们所有的精力来努力解决藏中冲突。
在恢复藏中对话方面，我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解散现有的「藏中和谈筹备小组」，另行成立一个「策略规划小组」。前任小组的所有成员都做出了值得称赞的工作，我对他们每个人都要表示感谢。但我相信我所做的改变是必要的。因此，新的小组由四名成员组成，他们分别来自藏人行政中央的特定部门，与这一工作相关联。其中安全部除了其保护达赖喇嘛尊者的安全为主要职能外，还负责收集西藏境内的相关信息。同样，外交与新闻部负责收集世界各地的信息，而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则负责对安全部和外交与新闻部收集的信息进行分析和研究。同样，我还任命了一位政治秘书长，他将与其他成员一起领导该小组。
「策略规划小组」的成员们将在指定的任务上整合各自的专业知识，如；如何适当地利用所收集的信息。在藏中冲突得到解决之前，该小组将致力于向国际社会介绍西藏境内的真实状况，揭穿中国对西藏的歪曲宣传。
同样，如今大量的藏人已经融入到了西方社会。他们已经充分接触到了各种文化，懂得不同的语言，并且已经习惯了所在国的制度。因此，这些能力必须得到有效和合理的利用。另外，认识到年轻一代的领导力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本届噶夏将致力于制定项目和倡议，让更多的青年藏人最大限度地参与到西藏自由运动中。
从明年开始，驻各国的办事处将加大力度与东道国的政府、议会、智囊团体、媒体机构和支持西藏的团体进行接触。而有关与各国藏人协会的协调问题，我正在考虑任命一位监察员，以及要求各藏人协会、援藏团体、议会支持西藏团体和驻外办事处提供协调一致的支持。我将在未来一至两个月内宣布有关消息。
主持人：在您最近发布的公告中，您宣布解散「藏中和谈筹备小组」，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常设「策略小组」。随着该小组名称的改变，该小组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否有变化？此外，自2010年以来，藏中和谈已经停滞了11年多。我们对中方恢复对话进程抱持着怎样的希望？如果恢复对话，谁将作为西藏的特使与中方进行谈判？
司政：我们应该继续抱持最好的希望。没有希望，我们的斗争就会失败。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最好的结果，我对结果还是保持相当大的希望。首先，中国政府应该把西藏问题与新疆、蒙古、香港等其他问题一起作为一个矛盾来对待。如果他们（中共）有解决问题的意愿，可以很容易地解决这个问题。
在对话问题上，我们实际上收到了来自中国方面的积极信号。但是，我很谨慎，因为我们需要核实这些信号是否真实可信。很明显，如果不恢复与中国政府的对话，我们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藏中冲突。同时，在藏中冲突得到解决之前，我们将继续作为全体西藏人民的代表，努力宣传和监督西藏境内的真实状况。在此，我想请大家放心，我们将全力以赴地向中国政府施压，我们已经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
关于特使的任命，我们应该认识到，藏中对话的特使必须首先致力于实现达赖喇嘛尊者的愿景或愿望。何时以及如何任命特使，这将取决于中国政府对恢复对话进程的回应。
主持人：在过去的几年里，由于中国政府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也由于源自中国武汉的「新冠疫情」，许多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例如，在我们的东道国印度，总理莫迪在达赖喇嘛尊者的诞辰日上公开进行问候。另外，在西藏问题方面，公众和媒体的讨论也急剧增加。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利用这个机会来推动西藏的自由事业？
司政：对于西藏自由事业来说，最有力的两个支持者是印度和美国政府。在不深究细节的情况下，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与印度和美国政府的关系仍然是强大和富有成效的。如果美国政府能够尽快任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我有很多计划想与有关官员讨论并开始展开。
不仅在印度和美国，甚至在欧洲，人们对中国的态度也在迅速改变。因此，我们也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欧洲。出于这个原因，我计划将在10月访问欧洲各国。同样，如果美国能够任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我也将正式访问美国。
如果我们不能抓住地缘政治局势变化所提供的这个机会，那将是西藏运动的一个历史性损失。正如你刚才所说，例如在印度，人们对西藏局势的兴趣和关注是空前的。这不是我努力的结果，这是地缘政治趋势的结果，由于这种趋势，我有机会在各种印度媒体上发言。世界上与中国有关的地缘政治局势为我们藏人自由事业的支持提供了一个独特而便利的机会。我们不应该失去这个机会。
总的来说，有很多事情正在发生变化，目前藏人现在居住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所以，有效的利用这个变化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很快将在几个月内发布公告，敦促世界各地的藏人在年轻一代的带领下参与到西藏自由运动中。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宣传和游说活动将会被放大，将远远超过我们过去取得的成就。
同样地，各驻外办事处（OOT）及其展开的活动也需要稍作改动。也许不是今年，但从明年开始，驻各国办事处的主要将是与东道国的政府、议会、非政府组织和智囊团体、媒体机构以及设在该国的支持西藏团体联系。这五个方面将是驻外办事处的主要职责。至于与藏人社区和各国藏人协会的联系和协调，我们将另想办法。
另外，西藏人民议会不能如期召开会议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小的障碍。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噶厦也将以任何方式提供协助和合作来解决这一僵局。但是，噶厦不会在没有得到利益相关者批准的情况下进行干预，因为它超越了《流亡藏人宪章》规定的权限。尽管如此，我们希望议会能够首召开会议，进而解决僵局，然后我们可以讨论我们的内部问题以及我们共同应对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就可以让藏人行政中央正常运作。我在担任司政之前就已经说过，我将访问最高法院以及西藏人民议会，向他们通报我们的执政策略和目标，以及我们如何能够共同努力展开工作等方面的问题。
就西藏人民议会而言，我已经起草了一份关于噶夏如何向议会提供支持，以及我们如何协调努力的计划书。我原计划在今年5月底或6月初提交给西藏人民议会。然而，由于目前的僵局和议会无法召开会议，我无法做到这一点。我已经与三个自治机构的负责人进行了接触。除了少数几个团体之外，我还会见了流亡藏人社区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机构的代表，向他们通报了噶夏的目标，以及我们未来如何共同前进的愿景。大家似乎也都对我们的努力和目标感到满意。即使是在我们有分歧的问题上，如「独立」和「中间道路」的问题，我也告诉西藏青年大会的负责人，他们首先应该思考达赖喇嘛尊者的愿景、藏人行政中央的政策，以及「中间道路」是如何互利等问题。之后，他们可以谈谈自己组织的目标，以及该组织为什么遵循这一特定目标。如果他们这样做，就不会向我们的支持者发出混合的信息（矛盾的信息），并有助于问题的清晰化。我们也不需要进行争论。这是我告诉他们的，他们似乎也同意。如果我们都能这样想，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再为「让曾」和「吾玛」（「独立」和「中间道路」）之间进行争吵了。然而，问题是，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藏人社区里，我们对区域和宗派主义斤斤计较，而宗派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大变小。但是，目前它似乎正在变大。
我同意，在一个民主国家，分歧是必然会有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的共同敌人是中国政府，而不是我们的内部矛盾。与其在流亡群体中相互争论，不如研究一下西藏境内的局势发展，比如；中共当局将大规模的汉人迁移到西藏、以及如何通过保护西藏的文化、语言、环境来维持藏人身份等问题。如果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关键时期，我们迫切需要就中国在西藏的政策向其施压。向中国施压的时间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一个沸点，我们需要重振我们的努力。如果用内部矛盾来分裂我们本已有限的能力，不仅是在阻碍西藏自由运动的前进，也是在背叛达赖喇嘛尊者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信念。这将是我们在历史上不得不背负的一个黑锅。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将非常可耻。出于这个原因，我正在尽最大努力履行行政职能。
目前的政治僵局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我没有把它放在一边，也没有对它无动于衷。我正在密切关注这一问题的发展。然而，我们的民主制度是达赖喇嘛尊者赐予我们的。60多年的流亡藏人民主历程中，达赖喇嘛尊者将西藏的政体培育成了我们现在就能看得到和享受得到的民主制度。然而，如果我们把规则和条例放在一边，只根据原始的情绪作出反应，我们的民主就不会是真正的民主，它将只会是名义上的民主。然而，我坚信，僵局中的利益相关者会考虑到这一点，也会意识到我们要依靠他人来实现行政的顺利运作。
主持人：流亡藏人社区的学校和寺院正面临着学生和僧尼人数不断减少的问题。另外，印度和尼泊尔境内各流亡藏人定居点也面临着可持续性的问题。对此，您有何计划？
司政：在我上任后，我已经与教育部门举行了多次会议。到目前为止，印度政府教育部下属的中央西藏学校管理委员会已经将25所学校移交给了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尚未移交的学校是北印度的六所学校。就在几周前，我们通过教育部门联系了所有定居点的官员，要求他们编制一份所有三岁以下儿童的名单。我们也收集到了从幼儿园至12年级在校学生的数据。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得知在2012年和2021年之间，藏人学生的数量在急剧减少，这种情况着实令人担忧。2012年，流亡藏人社区的藏人学校有超过20,000名学生。然而，在2021年，各级学校中只有9700名藏人学生，学生的数量减少了50%以上。造成这种减少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然而，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来自西藏境内的藏人正在急剧减少，特别是自2008年西藏三区爆发抗议中国暴政的运动后。然后从2013年至14年开始，境内藏人的数量减少得更多，逃亡到印度的藏人不到100人。例如，去年只有5名藏人流亡到印度。而今年只有7人。这是流亡藏人学校中藏人学生减少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第二，许多藏人也在向其他国家移民。而一些藏人也在向印度境内的大城市移民，前往各大城市的印度学校就读。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将所有的藏人学校进行合并。从9月7日开始，我将会访问五所中央西藏学校管理委员会尚未移交的学校。
另外，在从拉达克返回达兰萨拉的路上，我去了达兰萨拉附近的达尔豪西，参访了当地的藏人学校和定居点。在达尔豪西的学校里，只有22名学生。其中有3名学生是来自卡吉尔的拉达克人。其余19名学生是当地的印度人。而学校却有包括校长在内的15名工作人员和教师，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就西姆拉而言，实际上学校的学生必须90%是藏人学生，10%是当地的印度学生。然而，学校的学生90%来自当地的印度社区，10%来自藏人社区。哈伯普尔和穆索里等许多藏人学校目前的情况也是如此。就西藏儿童村学校而言，它只有其下属学校的信息。同样，桑布扎西藏学校管理委员会也只有自己学校的信息。没有一个教育机构拥有流亡藏人社区各学校整体情况的完整数据。穆索里的西藏之家教育基金会也是如此。在顿珠林和德拉敦地区的藏人社区，如；岭仓藏人定居点，也有一些私立的藏人学校。我们必须着眼于全局。因此，我将在不久的将来举行一次所有流亡藏人学校校长的会议，为未来制定一项计划，无论是合并学校还是相互支持，我们的目前首要的目标是藏人儿童的教育问题。
关于藏人定居点，在印度境内大约有45个定居点，尼泊尔有12至13个定居点，在不丹有6到7个定居点。我们必须评估这些定居点未来的可持续性。尤其是那些生存机会渺茫的小型定居点，是否应该与较大的藏人定居点合并的问题。这些都不是可以在一到两年内完成的短期项目。它可能需要长达5到10年或更长时间来完成。我们必须以深思熟虑的策略来实施这些项目，否则我们将来会面临更大的问题。我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上一起努力。
我们也在计划进行人口调查。我们现在还不叫人口评估，因为人口评估需要很多信息，如家庭状况、经济状况、教育状况、社会地位等。我们只是在收集有关个人的信息。目前已经制定了一份一页半的计划，其他计划也正在筹备中。由于这个项目的开展稍有延迟，我正在考虑是否应该推迟到明年，当大多数藏人都返回各自的定居点时再进行。一旦我从人口调查中得到准确的数据，我就会更容易根据这些数据来规划项目。这样做，我们的项目和政策将更加富有成效。然而，我并不是说，仅仅因为依靠调查，我就不会有任何障碍或错误。可能会出现不可预见的问题，但错误会很轻微。
主持人：目前流亡藏人社区面临的问题之一是西藏人民议会无法召开。为此，向西藏人民议会申请预算批准等行政职能方面可能会面临困难。如果这种僵局持续下去，问题只会变得更加棘手。您对这一问题有何看法？
司政：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希望能有最好的结果。我们应该认识到，首先我们都是藏人。基本上，在一个民主国家，我们必须遵守规则和条例。我们不能把规则放在一边，并称其为民主，从而向前迈进。每个人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如果西藏人民议会能够先召开会议，那么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这是一件事。否则，在行政职能方面，我不认为有什么大的障碍。如果议会能够举行会议并相应地批准组阁，噶夏的各项活动和能力肯定会得到加强。噶伦（部长）们将负责各自部门的工作，而司政则将进行其他重要的任务，如；加强西藏民众与藏人行政中央之间的联系，以及解决藏中冲突。当然，我将得到更多的时间，在这些事情上投入更多的精力。这就是唯一的区别，也不会有任何重大的障碍。
所以，我想向公众保证，噶夏方面不会有任何行政职能上的疏忽。即使目前没有任命各部们的部长，但由秘书长领导的整个官僚结构在正常运作。行政工作是噶伦和公务员的努力的成果。在我就任司政的三个月里，公务员们一直非常合作。即使在年轻的公务员中，他们的基本知识和受到的教育也确实很强。在对所有部门的访问中，我与每一位公务员交谈，询问他们的教育背景和各自部门的工作。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公务员熟悉第十六届噶厦的主要政策、目标和目的，以便我们都能朝着同一个方向同步前进。如果工作人员和领导层不能同步前进，那就很难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花了很多时间来重组行政部门。例如，在一些部门中没有任命助理秘书长。这表明即使在官僚结构内，也存在着差距。官僚结构看起来应该要像像一座金字塔，但目前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因此，根据工作评估委员会的建议，将对新的公务员条例进行重新规划和部署。这将是一次性的规划，来调整行政部门的结构。在此之后，一切都将尘埃落定，照常前进。为了使行政部门表现良好，公务人员和噶夏的努力必须协同一致。目前不会有任何可察觉的重大问题。然而，真正的问题会在明年3月31日之后出现。如果届时议会的僵局没有得到解决，那么藏人行政中央就有可能不得不关闭的危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它不仅会影响到行政部门，也会影响到学校和许多其他机构。在这样的情况下，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否则，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在行政工作方面，直到明年3月31日都不会有任何严重的问题。当然，这将产生一些影响，但只是小范围的。然而，从更大的角度来看，行政工作正在顺利和有效地进行。因此，广大藏人民众不需要为此担心。
主持人：在您担任司政一职后从拉达克正式展开对藏人定居点的访问。因此，您对拉达克的访问进展如何？
司政：这次访问很有成效。我在竞选时曾承诺，如果我赢得司政选举，我将正式访问拉达克的藏人定居点。这有很多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拉达克是位于偏远地区的大型藏人定居点之一。在我访问期间，我访问了拉达克的所有藏人游牧区。从列城到尼奥马（Nyoma)、噶松（Kagshun）、久尤（Gyuyul)、汗里（Hanley)、麦曲（Makhyu)、桑多（Sumdho)、拉珠卡鲁（Rachu Karu)和萨麦（Samedh)等藏人游牧区。同样，我也访问了乔朗萨和列城的所有藏人定居点和社区。我与当地藏人民众举行了非正式会议，会见了当地的贫困藏人，并听取了他们的诉求。我还会见了拉达克的领导人和重要人物。我也参加了多场会议，并通过当地有线电视向藏人社区发表讲话。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告诉人们，我不会离开，直到我听到他们的每一个关切、问题和不满。人们也毫无顾虑地表达了他们的担忧。由于我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还带了相关部门的官员，如内政部的尼玛布珍（Migmar Bhuti）、财政部下属社会发展基金（SARD）的诺桑（Norsang）和炯乃（Jungney），以便相关工作人员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清晰和全面的了解。陪同我的还有来自拉达克藏人合作社、地方藏人大会、地区自由运动协会、藏人行政中央驻拉达克首席代表等官员。他们是后续工作的执行者。根据人民关注的问题和所提出的建议，我将制定一个具体的计划来解决这些问题。在离开拉达克之前，我也向公众发表了约45分钟的讲话。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们必须制定一个10至15年的长期计划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拉达克的大多数问题都与土地有关。有些问题是与游牧生活方式的可持续性有关。然而，也有一些途径，如在拉达克探索可再生能源的来源，如开发太阳能发电等项目。
另外，拉达克人民极其隆重的欢迎我的到访。我想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在达赖喇嘛尊者手下工作的关键人物到访了当地。我心里明白，正是因为达赖喇嘛尊者的恩典和祝福，拉达克人民才给予我如此大的尊重和爱戴。赤瑟仁波切也赐予我极大的祝福。当我到访那里时，我以为我们只是见几位政要，但他们却组织了一个大型的、隆重的欢迎仪式。我还在当地会见了喜马拉雅地区支持西藏小组的成员，还有来自拉达克籍印度国会议员降央次仁朗杰（Jamyang Tsering Namgyal）。他毕业于当地的一所藏人学校，工作做得非常好。我还会见到拉达克首府列城的副专员，并参访了列城的索瓦日巴学院（藏医学院）。拉达克在过去的两年里也成为了印度联邦领土之一。所以，我见到了拉达克山林自治委员会的领导人和其他政要和议员。他们向我保证，他们把拉达克人和拉达克的藏人看作是来自同一个母亲的两个兄弟，并向这两个社区提供同样的支持和便利。由于藏人不是印度公民，所以无法提供所有的机会。但是，他们承诺会尽一切努力来帮助当地藏人。他们还承诺在达赖喇嘛尊者于拉达克的寝宫「喜瓦则颇章」（Shiwa Tsel Phodrang）建造一部电梯。并重视藏人和拉达克人共享的传统和文化，最重要的是作为达赖喇嘛尊者的追随者，拉达克人民在我访问期间对我非常亲切和友好。我唯一没能见到的人是拉达克的行政首长，因为8月28日有一位来自印度中央政府的官员造访他。除此以外，我几乎会见了拉达克所有的领导人。幸运的是，我们的代表团中没有任何人遇到任何问题。人们建议我们在抵达后稍作休息适应当地的高海拔。然而，我们没有任何休息时间就开始了访问行程。我们每天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10点左右结束访问行程。总而言之，我很高兴能够与当地民众会面，民众似乎也很高兴见到我。我的性格是这样的，我不欺骗别人，也不做任何虚假的承诺。我把我认为真实和准确的情况告诉了他们。为了帮助民众，为他们谋求福利，我首先需要了解他们的情况，他们的需求，以及他们的愿望。如果不了解这些，即使我们想做，也无法做出任何有效的事情。因此，这次访问真的很有帮助，很有启发性。我打算对其他藏人社区也做同样的访问，以便我们能够以适当的策略为基础，展开意图明确，目标明确的工作。我们得到的资金是人民的血汗钱，我们不能就这样浪费，我们必须正确地使用。如果不有效的利用人民的血汗钱，从佛教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一种罪恶。当我解释我的计划和目标时，藏人民众非常欣赏和容易接受。我根深蒂固地认为，作为一个民选的领导人，我对藏人民众有着巨大的责任。本着这种态度，我将继续会见每一位藏人，并与他们交谈和倾听他们所面临的每一个问题、不满和关切。
编译/责编：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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