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伯特学者 跋热.达瓦才仁先生，康区噶瓦人，1992年流亡印度。曾长期担任达赖喇嘛尊者中文翻译，现任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著有《魂牵雪域半世纪-图说西藏护教救国抗战史》，译著《西藏的地位》。
达瓦才仁先生认为，失败者应该书写自己的历史，否则胜利者墨写的谎言就会彻底掩盖血写的真相。基于此，他采访了近两百图伯特流亡者，查阅了大量中藏双方资料，2003年在印度出版了《血祭雪域》。该书记录的年代主要从中共入藏到“民主改革”和“平叛”时期，是图伯特人民反抗中国赤化殖民的一部可歌可泣的“失败者之书”。
本文摘录自图伯特学者 跋热.达瓦才仁的著作《血祭雪域》第八章：安多地区的武装抵抗运动。（台湾 雪域出版社 2012年版 转载前征得了达瓦先生同意，深谢！摘文题目为唐丹鸿所加）
1956年，图伯特东部安多西仓十二部（中国改划为甘肃甘南碌曲县西仓乡）的藏人在萨格若举行宗教仪式时，与乘车前去镇压迭布萨日、阿吉日藏人起义军的中共军队发生冲突。二十余辆满载中共军人的汽车遭到藏人的袭击，中军还击下藏人败退，有七人阵亡，中军死伤情况不明。随后中共军队突然向各藏人牧点进行报复，滥杀无辜，造成众多人员伤亡。
贡保当珠，男，西藏安多拉卜楞所属玛曲人(现甘肃省甘南州玛曲县境内)，曾任中共局长等职。1992年流亡印度，现为西藏流亡政府新难民接待站尼泊尔分站工作人员。六岁时的贡保当珠当时亲历屠杀，见证如下：
1956年大约藏历4月份，我六岁时中国人杀了我的妈妈（实际是外婆）。
我的亲生父母在我还是婴儿时就离婚了，并分别嫁娶，所以我是由外公和外婆抚养大的。我一直叫外公和外婆为爸爸、妈妈。我们一家三口人，家道贫寒，外公是个放牧能手，因此，靠他给他人放牧为生。由于我外公能干，甚得富户人家的欢迎，给的工钱也较优厚。我们一家三口人中，外公58岁左右，外婆56岁，我们本来是西仓部落的人，给阿拉霍仓仁布且放牧。到1955年，阿拉霍仓仁布且装修西仓噶萨寺的大经堂时，将其财产包括牛羊等全部出售了，因此我外公失业了。后来到西仓喇荣(现称噶宁乡或旧寺公社)一叫扎若甘果的家中放牧。他家富裕，有1500余只牛羊。我外公与他们商定后，大约在藏历四月起程至他家的牧场，开始为他家放牧，妈妈干些杂活。那一家人甚好，待牧人和善、友好，似一家人。
当年五月，夏季牧场搬迁到色夷冬嘎地方（现中国人称为晒银滩）的第二天，部落的男人全部集合，说中国人得寸进尺，如不早日预防，必定后患无穷。于是，西仓部落酋长和唐隆部落酋长等商量后，决定不让中国车队经过部落领地。中午，有许多中国人的汽车赶来，他们遂在色夷冬嘎堵住中国人的车队不让通行。当时汽车全部用帆布包着，藏人也不知里面装的是什么，没有想到全是军人。双方两句不和便打了起来。
战场距离我们扎帐篷的地方不远，平时两地间可以通过高声呼叫联系。当时双方打得非常激烈，我和母亲趴在锅灶后面，听的那枪声整天不断，非常吓人。天黑时，枪声逐渐稀疏了下去，我们也不知战斗的情况，天黑以后就睡下了。
第二天天亮，四周一片寂静。我外公赶着羊出去了，我和妈妈正在喝茶，猛听得几声枪响，停了一下，随即枪声大作，子弹突然象雨点般射进帐篷。我们惊慌失措，原来中国人已经将我们团团包围了。接着便是大雾和倾盆大雨，大雨中枪声不断。我们牧点二十几户人家的牛这时还未放出，还栓在牛圈内。枪声中，这些牛马嘶鸣着被成批打死，我们住的帐篷被子弹打得锅碗瓢盆到处乱飞，叮呤当啷的煞是吓人。我母亲在地面上来回爬着，收集了一些箱子、马鞍等在灶边立起一个”掩体”，然后两人紧紧依偎着倦缩在一起。我家旁边是雇主扎若甘果家的帐篷，一会儿听得他家的一名女子在向我们喊叫说：“母子俩，坐不住了！我们一块逃吧？”我母亲是个瘸子，走路一拐一拐的，我才六岁多一点，哪里走啊！所以，我母亲向他们大喊：“你们逃命吧，我们母子俩个是走不动了。”一会儿那边的人又在喊：“那我们先走了。”我母亲啊啊地应着，一边尽量缩身子，子弹仍不停地打来，帐篷被打得破片乱飞，实在待不下去了，地面被子弹打得全部翻了上来，仿佛刚刚被犁过的田地一样，再藏下去是绝对不行的。因此，我母亲一手拄着拐棍，一手拉着我冒险向外跑，当我们母子俩一拐一拐逃到帐篷外边时，见雇主一家九口人全部被打死在外面了，他们可能是同时被打死的，尸体全部倒在很小的范围内，旁边全是牲畜的尸体，连人带牲畜无一幸免。
我们母子一拐一拐地往河边跑，我们住在平原上，一望无际，只有河边的河床可以藏人。我们母子俩在小河边的水沟中找到一块较隐蔽的地方，就藏在那里。我母亲脱下我的一双藏靴，把我裹进她藏袍的怀里。也不知何时，枪声似稍有点稀疏，我在母亲怀中迷迷糊糊地似乎是睡着了。
突然，我感到母亲在使劲地摇我，并用极为恐惧的语气说：“快！中国人来了，中国人来了。”我惊醒过来，见河对岸有两个中国士兵，一人牵着一匹马。其中一人平端着枪站在距我们三十米左右的地方，也不瞄准，直接平端着枪向我们射击，打一枪拉一下枪栓，我母亲苦苦哀求说：“阿巴洛洛(西藏安多方言中表示哀求)，我们是一个老妇和一个小孩，不要杀我们，求求啦！保佑啊！ ”等，又是哀求又是祈祷。虽然不停乞求，那个中国人仍继续向我们母子俩射击，子弹有些击中，有些未击中。到后来，我母亲可能绝望了，也就不再乞求，而是将我从怀中取出来为我穿靴子，并将五世嘉木样活佛的照片塞在我的靴子中，用靴带绑住了。一会儿，我见母亲的脸上淌下几滴血，当时她已经不能说话了，张着嘴，头向后仰着，一动也不动，我拼命地叫着：“阿妈！阿妈！”摇着我母亲，河对岸那两个中国人见我母亲已经死了，我也混身是血，就返身骑马扬长而去。我不停地摇着喊着妈妈，一直到声音嘶哑了，这时，妈妈张着的嘴巴慢慢合上了，我以为妈妈开始动了，又接着摇着妈妈的尸体高叫着：“阿妈！阿妈！”但从此妈妈不再动了。那个中国人可能打了十几枪，因是平端着射击，射了好一阵子才将我母亲打死。我也中了六弹，都是擦伤，只有头部的伤口较大(现仍可见到头部左侧有凹陷处)。
我没死，我想一定是由于妈妈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将五世嘉木样的照片塞在了我靴子里。我一直守在妈妈的尸体旁，喊着“阿妈”，喊累了停一会儿，然后又喊。半夜，我想去解手，三宝佑护！解完手回头我竟然再也找不到我母亲的尸体了！我在黑暗中到处摸索，就是找不到。不久，我就不知不觉睡着了。
醒来时，天已大亮，我从河沟中爬出来，见不远处的公路上，中国军队正排着队列行军。我年级小，也感觉不到恐惧，就坐在一个小土堆上看着那长长的队列从我的眼前消失。那些中国人也根本不理会我，流水般走了，我感觉他们走了好长一段时间。等中国人消失后，从那座叫色夷冬嘎的布满岩石的山上有一个人骑着马飞跑下来。我们到当地不过一个月左右，所以并不认识那个人。骑手见了我就问我是谁，怎么了？我告诉他我是乐嘉家的人，妈妈已经被中国人打死了，他“啊呀呀”地叹了一下，说不能这样坐着，并叫我爬到我原先坐着的土墩上，然后用右手将我拉上马背。马没有鞍子，他把我带到了他家。
他家的帐篷已被打成破片倒在地上，他掀起帐篷，见被打翻打穿了眼的锅底还剩下不少奶子，便舀一瓢给我喝，我喝时奶子已发酸。虽然一天一夜没有吃饭，但仍喝不了许多。他又从地下拣起一块干肉塞在我的怀里，对我说：“你先顺着路向前走，我收拾完东西就来。”当时，整个牧场到处是尸体，人的和牲畜的尸体。帐篷都被打倒了，一些没有完全倒的也是倒一半、斜一半的，连那些没死的狗也不叫了，都悄悄的爬在地上。中国人是那么坏，不仅杀人，你杀那些牲畜干什么呀？就这样，我一边啃着干肉一边顺路向前走，不时回头看看有没有人跟来，但到天黑，也不见那人来。我走着走着就倒在路旁睡下了，第二天再走，也不知是在向哪个方向走，似乎一直是在那里打转，一个人就这样晃了整整六天。在那六天期间，狗根本就不咬人，连叫都不叫一声。最恐怖的是那些没有死的母牛，由于奶涨而哞哞地叫。我们家乡原先有一个非常残忍的习惯，就是将初生牛犊杀死以便挤出更多的奶子，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蹁牛的牛犊一般很难活下来，很不好养。那些母牛的牛犊被主人宰杀了，现在由于没有人挤奶，奶子涨痛，而原野上只有我一个活人，于是那些母牛就团团围住我，希望我给它们挤奶，我不停地哭喊，那恐怖真是不堪回首。到第六天才见到一户赶着许多牛羊的人家，我以为是给我干肉的那户人家，结果不是，他们见到我后互相说“这里有一个小孩”，并叹着气问我的情况。我告诉他们我母亲被打死等状，他们就把我放在一牦牛背上带回了他们的家中，摆脱了那令人恐惧的六天。
我到了那家后不久，我父亲(即外公)回来了。原来他没有死。那天他赶着羊群(他一直是第一个把羊放出来的牧人)赶往山上时，被在山上设伏的中国人俘虏。中国人立即向我们发起了攻击。等屠杀结束后，中国人又把他带到设在达仓拉莫寺的中国兵营中。几天后获释，拣回了一条命。他回到帐篷处，处理了母亲和雇主家人的残尸，并将雇主家的牛羊等全部交给他一个出家住在寺院而幸免于难的儿子，并将自己家的全部牛羊、财产等献给寺院后，开始到处打听我的下落。那户收留我的牧人为防中国人的袭击，不停搬迁，十几天后，才有我亲妈妈的丈夫(即我亲生父母离婚后母亲再嫁的那个男人)来接我，几天后，见到了我外公，他告诉我已经将全部的财产献给了寺院。他把我交给亲生母亲后，自己前去玛曲地方投靠他的妹妹和弟弟。
后来据老人们讲，那次攻击包括我母亲在内共有四十二人被打死，死者绝大部分是女人和小孩，因为男人都在前一天上山打仗未回来。牛羊马除少部分而外全部被打死，我们牧点二十八户人家，共有三百人左右，几乎都变得一贫如洗。
根据中文资料的记载：『1956年6月14日，三十三团两个步兵营和一个重机枪连、一个迫击炮连、骑兵一团和73团的三个连等对西仓拉仁关部落700余名叛匪从三个方面进行合围，战斗于11时50分开始，13时30分基本结束，击毙匪106名，俘匪10名，余匪突围逃窜，缴步枪三十枝，子弹352发』。整个屠杀只用了一个多小时，杀死和俘虏百余名，但他们只有30枝步枪和352发子弹，也就是说这些被杀的人中将近四分之三的人没有武器，那些有武器的人在被打死时平均只有十余发子弹。
屠杀过后，众多的藏人逃亡到黄河的达参蒙旗，达参蒙旗大部分是顾实汗的后代，也有藏阿汝等藏人百姓，但到中共入侵时，已经通用藏文，共同信仰藏传佛教，彼此已没有任何民族界线。当时黄河以南的达参蒙旗也有许多人反抗中共的统治，据中共的资料，1958年5月3日，达参蒙旗有1597户7487人举行武装反抗，然而其中持有武器的只有1732人，有各种枪枝1357枝。6月1日，藏人起义军集结在黄河弯曲北岸时，遭到中军的围攻，有近四百人死亡，五百余人被捕，少数人突围。
从中文资料看，似乎是一次战斗。但据贡保顿珠介绍，当时蒙旗的首领是女王扎西才让，实际掌权的是从拉卜楞入赘的阿爸阿络（时挂名中共甘肃军区司令员）之独生子（名不详），他并没有参加武装反抗运动，但为了保护家乡父老免遭屠戮，与中共协商提议由他去说服藏人交出武器，中共则不逮捕任何藏人。但他刚走，中共军队遂暗中尾随。在雅布囊，毫无防备的藏人们正在讨论之时，大量中共军人已经包围他们，从四面八方向蒙旗牧民和混牧的藏人疯狂扫射。牧人们猝不及防，死伤累累，尸横遍野。那是一次赤裸裸的屠杀。阿爸阿络之独生子对中共背信弃义极为不满，他前去控诉中军背信弃义，并愤怒地拔出腰刀欲拼命，结果被中军逮捕，从此失踪。中文资料也在证明这一点，《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县志》革命英烈名录篇目中，列有约38名在作战中阵亡者的名字，其中大部分是1958年5月阵亡，但在上述战斗发生的时候（六月一日），竟无一名中共阵亡官兵的名字被列入。也就是说，在千名藏人被杀的“战斗”中，中共军队竟无一伤亡。[丹增班巴的《吾土悲惨史》 载，从拉卜楞逃亡到当地的藏人至少有五百余人被屠杀。其中有些小部落被完全杀绝。如有个叫阿拉若的部落，在这次的屠杀中，男女老少全部被杀绝，无一幸免]
“战斗”结束后，中共军队展开大逮捕。据中方地方志记载：原133名中上层宗教人士，只有16人没有被捕（但大部分已被撤职或降职），自动投降的643人中，逮捕107人；1958年至1961年全县共有1513人以各种名目被逮捕，仅此即占全县总人口的14.44%。若再加上上述战场阵亡和俘虏总数近千人，意味着该县绝大部分的青壮年男性被打死或被捕。
同时，该县的年拉卡寺、香扎寺、达参寺、曲格寺等所有寺院全部在这一年被拆毁。蒙旗王府也被摧毁。
到1958年，西仓十二部（今甘肃甘南碌曲县）的人民在酋长班觉、唐隆酋长喇嘛嘉、休龙丹真嘉、泽杂才达杰及其子丹增、佐盖嘉乌等领导下，先后在赛雄（现中文译晒银滩）等地与中共军队激战，藏人死伤惨重。对此，贡保当珠回忆说：
1958年时，我已回到我外公身边，因为我亲生妈妈的丈夫经常打我。一次外公来看我时，我告诉他妈妈的丈夫打我，我不想待在这个家里，外公就把我接到了玛曲。外公当时住在其弟弟家，外公弟弟家有个儿子待我非常好，他四月份在欧拉的甘洛斤地方与中国人的交战中阵亡了。那天，我们牧点有九十九个人被打死。有个叫赛玛噶当的人，是拉卜愣派来的代表，他向部落里的人说：今天的战斗即是为了遍知嘉木样的私事，也是众部落的公事，更是雪域西藏的护教事务。今天我们一定要打出个胜败输赢，并不是仅仅要你们冲锋陷阵，我亲自带头第一个冲，是男儿汉的、愿为嘉木样的私事、众部落的公事、雪域西藏的护法大业而献身的人跟我来！”于是，众人纷纷跟随，死伤也就多了。
当时，我们住的那个部落有三百余人，渡过黄河，在一个叫扎西堂(现佐盖乡境内)的地方扎下营盘后，开始向有中国军队驻扎的叫嘎耶塘的那座山上发起攻击。中国人已经在山上修好了掩体，赛玛嘎党宣布进攻时，有人说我们从下往上攻会被打败的，赛玛嘎党说：“败就败，反正今天我要冲锋着死在这个地方，中国人如此欺负我们，我是下定了决心，该冲的时候就要冲，需要死的那天就要敢死，怕死的可以留下来，随大家的便。”于是，众人呐喊着向山上冲击，结果死伤惨重，赛玛嘎党和部落中有名的果楚拉夏都在那天阵亡了。我们佐盖尼玛部落，我家死了两个人，洛巴和诺洛；是外公弟弟家的孩子。只有少部分人冲到了敌阵地跟前，听说在肉搏中还打死了一名中国军人(有说是两人) ，反正就这样，仅此而已了。我亲生母亲的丈夫也在他们的家乡参加战斗，被俘后死在监狱中。我家的所有男人中，我生父的父亲和其弟弟巴嘉、我外公的弟弟等都被中国人抓去后死在了监狱中。只有我外公由于年纪大，又是半个聋子，幸免于难，活了下来。总之，在男人中，除了外公，活下来的就是几个小孩。
我生父在和我生母离婚后不久，入赘到波拉嘉德廓地方的一户人家中。1958年春，父亲在嘉德廓和中国人的交战中阵亡。
摘自唐丹鸿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