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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怒的和尚

西藏新闻社记者
11 years ago

文/曹長青:

“我在中共監獄和勞改營中度過了三十三年,我有勇氣支撐著活下來,就是為了能有這樣的時刻,站在聯合國的代表面前,親口告訴全世界,西藏正在發生什麼。”

六十四歲的西藏僧侶巴登嘉措(PaldenCyatso)不久前在日內瓦的聯合國人權會議上,面對著各國人權代表,一字一句地傾訴他因政治原因坐牢三十三年的悲慘遭遇,並展示他身上被拷打留下的多處傷疤,和他逃離西藏時偷運出的從中共獄警賄買出的一套刑具,包括三種電棍和手拷、指銬。

從一九五九年二十八歲時被逮捕,到一九九二年六十一歲時被釋放,他在西藏監獄和勞改營中度過了三十年!一個人能有幾​​個三十三年?巴登嘉措的血淚證詞迅速從日內瓦的會議大廳傳到歐洲、美洲以及世界各種報紙的版面,他的苦難歷程不僅成為六白萬西藏人民在中共專制統治下的命運象徵,也成為人類邪惡面前,不屈服,不絕望,堅毅追求自由的生命證據。

不久前,巴登嘉措來到美國,和幾名曾在中國大陸受過迫害的天主教徒、政治犯一起在美國國會作證,控訴中共暴行,隨後在紐約接受了採訪。

參加起義,反抗中共

在寬大的深紅色僧侶套袍的包裏下,僅有九十多磅重的巴登嘉措顯得更加弱小,但他瘦削的臉龐上閃爍著一雙警覺的眼睛。他雙手不停地搓動著一串中間繫著一縷鮮紅布條的念珠,還不時撓撓光頭,光頭上明顯可見幾處傷痕。他只會藏語,借助一位藏語翻譯,他講述了三十多年在監獄和勞改營的經歷。

巴登嘉措出生在西藏白郎縣,十歲時就成為和尚,十六歲時轉到靠近西藏首府拉薩的仁布寺院。在寂靜的廟宇中,他讀經拜佛,過著平和的宗教生活。

一九五零年中共軍隊進入西藏,打破了他的生活寧靜。中共進藏時曾與西藏政府簽署了“十七條協議”,保證藏人的宗教自由,保證不干涉僧侶們的宗教生活。但“解放軍”進藏不久,就強行對西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西藏的社會體制和宗教生活被嚴重破壞,藏人的不滿和種族仇恨日益加深。一九五九年,西藏爆發了全民反抗中共統治的起義。當年二十八歲,血氣方剛的巴登嘉措也和其他僧侶們一樣,走出寺廟,參加了“抗暴”的行列。

在仁布寺廟附近,巴登嘉措組織了約有一百名和尚的隊伍,準備阻止解放軍的進犯。但他的小小隊伍還沒有來得及做任何抵抗,整個起義就迅速被鎮壓。巴登嘉措隨著潰散的人群跑回仁布寺廟,找到他的七十二歲的老師仁增強巴,將這位老人背在肩上,一起逃亡。

世俗世界的邪惡

當他背著仁增強巴逃到他的出生地白郎時,兩人一起被逮捕。巴登嘉措被白郎縣軍事法庭判刑七年。從被抓到監獄那一刻,巴登嘉措就知道了世俗世界的邪惡是怎樣殘忍。在審問時,他先是被拳打腳踢,又被獄警用頂端帶著釘子尖的木板抽打,每抽打一下,他衣服上都會浸出血蹟最後木板上全是鮮血。軍警邊打邊吼,“還要不要求西藏獨立?!”一直打到他們得到滿意的回答為止。滿身血蹟的巴登嘉措隨後被帶上手拷腳鐐,關進一囚室,五個月不許出來見一下天日。五個月後,手拷被取下,但腳鐐卻沒卸下。巴登嘉措回憶說﹕“那不是一般的腳鐐,連接兩個鐐銬的不是鐵鏈子,而是一個厚重的長方鐵條。由於長鐵條不能彎曲,帶這種腳鐐行走極為困難,只能一點點地往前慢慢挪動。這種腳鐐我帶了兩年,兩個腳脖子都被磨爛了。”

伴隨著拷打傷痕疼痛的是饑餓和苦役。食物是惡劣的,但每天必須幹九個小時的活兒。“我被關押在白郎特區監獄,它原來是西藏著名的諾布開才寺院,被中共軍隊改做監獄。這所監獄關押著名種犯人,其中政治犯近三百人,女政治犯約五十人。”巴登嘉措回憶起當年的苦難時,那雙在乾裂蒼老的臉上顯得格外突出的眼睛,閃爍著恐懼。“我們在監獄附近耕地,被強迫套上牛的梨杖和繩索,像牛馬一樣拉犁耕地。冬天要背石頭鋪路。動作慢一點,身後的軍警就用皮靴踢,或鞭子抽。”

越獄逃跑遭毒打

巴登嘉措實在無法忍受這種非人待遇,他和獄友們謀劃越獄。一九六二年一個漆黑的夜晚,他和另外六名獄友逃出了監獄。他們白天藏在樹林或山邊,天黑後趕路,奔向邊境。

當他們拖著疲憊的身體終於跋涉到靠近西藏和印度交界處的塘榭鎮,滿懷著希望跨過邊境去尋找自由時,一隊剛剛從當時中印戰爭前纖撒退來的“解放軍”和他們遭遇了。面對著一排刺刀和槍口,他們目瞪口呆。那近在咫尺的邊境線和自由的夢想一起,從他們的視野頓時消失了,他們被押回白郎監獄。

當局對他們敢於逃跑十分震怒,他們將巴登嘉措按倒在地,強迫他光腿跪在一堆碎玻璃上。不久又把他雙手綁在背後,倒吊在房樑上用槍托和棍棒毆打,軍警稱這種刑罰為“坐飛機”。巴登嘉措很快就感到雙臂沒有了知覺,最後昏了過去。等地蘇醒過來發現,身上臉上漆蓋上鮮血直流,青一塊,紫一塊,全身腫脹。被毒打之後,他的刑期由原來的七年增加到五年。

幾萬藏人餓死在監獄

巴登嘉措越獄抓回的前後,中國大陸正處於“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全國鬧糧荒。所謂“天災”,實際是“人禍”,是毛澤東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冒進政策的後遺症。據外國家者保守的推算,它導致三千萬人死亡。據上海一家雜志兩年前刊登的調查報告,這場餓荒導致的死亡人數達四千萬零四十萬。外面鬧糧荒,監獄裡的食物更少得可憐。巴登嘉措和獄友們挖空心思對付咕咕叫的饑腸。為了活下去,他們尋找任何能夠吃下去的東西,包括野菜、樹葉、青草、果子,還從地上穵出己腐爛的動物,剔出上面的骨頭來啃吮。有一次,他們還成功地從獄方的豬圈中偷來了一些豬食來充餓。抓到一隻老鼠,成為幾個獄友的一頓美餐。最後老鼠被抓光了,他們就吃自己身上任何皮質的東西,如皮帶、皮襖和皮靴。借助那一點點皮質產生的熱量來維持生命之火不至熄滅。由於饑餓,人們虛弱得走路搖搖晃晃,肋骨和胯骨向外突凸,腦部向裡凸陷,原來黝黑的眉毛和頭發變成了灰色,並開始脫落,只要輕輕一扯,頭發就會一縷縷地掉下來。早晨起床,人們都小心翼翼地扶著牆一點點地站起,保持頭部平衡。很多人一下子摔倒就再也沒有站起來。巴登嘉措用力挫著手中的念珠,語調沉緩地說﹕“我的很多獄友,尤其是那些上了年齡的人,都活活餓死了。我每天節省地吃一塊自己的皮靴,撐了下來。”

據曾任中共“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己逝班禪喇嘛的統計,在一九五九年藏人起義抗暴時,西藏百分之十至十五的藏人被逮捕,其中百分之四十死於獄中。但至今沒有數字統計有多少藏人在獄中被餓死。原美國《新問周刊》記者艾夫唐(JohnF.Avedon)撰寫的關於西藏的專著《雪域境外流亡記》中記載﹕“據一位曾先後關押在五個勞改營的倖存者說,囚禁在甘肅省會蘭州北面地區的藏人約有七萬,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一年期間,有三萬五千人死於饑餓。”該書說,據中共官方的統計,青海省會西寧北面約十小時路程的衛波監獄,下轄三十個勞改營,關押著三萬犯人,其中百分之十為藏人和其他少數民族。餓荒結束時,該監獄的報告說,有一萬四千人死亡。艾夫唐在印度採訪到了當年曾被關押在蘭州北部的朱鎮監獄的藏人單增曲扎。曲扎因為擔任過達賴喇嘛的私人醫生而被逮捕。據曲扎醫生回憶,他所在的朱鎮監獄,當年有一千多人——犯人總數的大半——死於了饑餓。該監獄關押的三百七十六名藏人,其中有青海第二大​​寺院拉卜楞寺的三百名喇嘛,最後只有二十一人倖存下來。人們餓得什麼都吃,曲扎親眼看到一個被關押的漢人獄犯,將自己便出的一條蛔蟲用水洗了一下,由吞到肚子裡。

寧死不說有損達賴喇嘛的話

巴登嘉措掙扎著熬過了這場餓荒,但馬上文化大革命又來臨。監獄裡也進行階級鬥爭,開“批鬥會”。凡是政治犯,即“反革命分子”都要自我檢查,接受獄方的批鬥。獄方不僅威逼巴登嘉措等僧侶懺悔自己的罪行,還強迫他們面對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畫像,批判咒罵他“分裂叛國”。巴登嘉措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他視達賴喇嘛為自己的精神領袖,要他咒罵達賴喇嘛,他死也不肯。為此他多次被批鬥。他被綁在柱子上,有人用皮靴抽打他的臉,但他緊咬牙關,不說一句有損達賴喇嘛的話。很多僧侶和巴登嘉措一樣寧死不屈。獄方就用各種手段懲罰他們。巴登嘉措講起這些往事,痛苦地用雙手摀住自己的臉,沉默了一會兒說﹕“在冬天,我們被扒光衣服強迫站在寒風中,獄警還向我們身上潑冷水;在酷夏,我們被吊在燒得滾燙的土炕上面烤。被皮帶抽和棍子打是經常事。我們還被帶上了手拷腳鐐。最難熬的是指銬倒吊﹕右胳膊從肩膀上扭到背後,兩個大拇指被一種粗細和拇指大小一樣的指銬銬在一起,然後指銬被繩索吊起來。十指連心,疼痛難忍,人很快就會痛苦得昏暈過去。有些犯人的指頭就這樣被指銬折斷了。”巴登嘉措停頓了一下,突然用生硬的漢語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是巴登嘉措會說的唯一的一句漢語。

自殺,轉世難再成為人

一九七五年,巴登嘉措終於熬到了十五年刑期期滿。但當局卻把他“釋放”到拉薩西部十五英里的乃灘勞改營繼續勞動改造。沒人告訴他要在這個勞改營究竟改造多久,只是有人不斷地命令他干各種苦工,如編織地毯,做木工家具,蓋房子等等。雖然生活條件比監獄時要好很多,但他並不感到任何輕松,因為蹲監獄有期滿釋放的盼頭,被關押在這裡,等於是“無期徒刑”。很多像巴登嘉措這樣刑滿以後又被押送到這裡勞動改造的人,絕望地自殺了。巴登嘉措在乃灘勞改營的幾年中,自殺的藏人就達十八人。

巴等嘉措從沒想到自殺。他說﹕“只要沒被打死,就要活下去,好有幾會告訴世人。我的遭遇和藏人的苦難。”另外,作為僧侶,他篤信佛教的觀點﹕世上有數不清的各類生物動物,它們想再生轉世成人類的一員。幾乎沒有可能。人是最寶貴的,如果自殺,等於是在佔有一袋真金之後,不使用它,卻把仍進了河裡。佛經上說,自殺者在將來的五百次再生轉世時,都毫無希望再進入人類的圈子。

但巴登嘉措不甘心這樣默默地在勞改營枆盡生命。一九七九年的一天,他從勞改營逃脫,潛回了拉薩。

隨後他的一件驚人之舉轟動了拉薩﹕一天夜晚,他悄悄地在拉薩市中心的廣告宣傳欄上貼出了張“大字報”,引證藏文經書的章句,論說西藏的歷史真相,並批評中共對西藏的踐踏。文尾還署上了他的名字。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幾乎人敢於在市中心張貼大字報,直言抨擊中共當局;而敢於署上自己真名實姓,更是罕見。巴登嘉措解釋說,署上自己的名字是為了鼓舞更多的藏人勇敢地起來行動。大字報迅速成為拉薩大街小巷人們議論的話題。盡管當局很快將它撕去,但仍有眾多的藏人聚集到這個廣告宣傳欄前,討論大字報的內容。巴登嘉措連續幾個夜晚都偷偷地在街頭張貼這種內容的大字報,他的勇敢在藏人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動。當局稱巴登嘉措的行為在藏人中引起了“騷亂”。不久,他就被逮捕。

一九八三年,經過不到一個小時的所謂“審判”,巴登嘉措被以“反革命罪”判處八年徒刑,關進拉薩西北部的桑耶監獄。再次入獄,巴登嘉措仍是那副倔強的脾氣,不悔改、不認錯。為了讓外部世界知道他的苦難和監獄的惡劣待遇,他開始悄悄地寫作,披露獄牆內的種種黑暗。他把寫好的文章藏在自己的靴子與鞋墊之間,然後利用獄友的親人來探望的機會偷運出去。他自己幾乎沒有什麼親人。從小就削發出家,他無妻無子。他的父親因曾是牧主在文化大革命時被批鬥至死。他唯一的哥哥,也被紅衛兵活活打死,連肝都打碎了。在他前次入獄坐牢的整整十五年中,他沒有見到一個他的親人,當局禁止任何人探視他。他的一些筆記傳到了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說到這兒,他從懷裡掏出一個藍色塑料皮兒的日記本,這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大陸七十年代流行的日記本,塑料皮上印著“祖國頌“三個漢字。日記本紙張已經發黃,有的頁碼已經脫落,上面彎彎曲曲地寫滿了藏文。

電棒戳到喉嚨裡

不久,監獄當局查獲了他的文章。他被帶上了沉重的腳鐐,並受到電棍擊打全身的刑罰,一個獄警還向他光頭上潑開水。他的刑期被增加到九年。

一九九零年十月十三日,他被轉移到拉薩附近的紮奇監獄關押。這所監獄以虐待政治犯出名,對外稱為”西藏自治區第一監獄“。他到達的那天,是巴登嘉措至今六十四歲的生命中最恐怖的一天,他永遠都不會忘記。他到這所監獄後被分配到”五隊”,還沒到囚室,就被一個叫班覺的藏人獄警帶到審問室,他是“五隊”的獄長。班覺劈頭就惡狠狠地問他﹕“我聽說你進監獄三次了,這次因為什麼進來的?”巴登嘉措如實回答說﹕“因為我貼大字報主張西藏自由獨立。”班覺臉色一沉說﹕“我今天就給你自由,也給你獨立!”說著就對巴登嘉措拳打腳踢,又拿起獄警經常用的高壓電棍電擊他的全身。這樣毆打半個小時後,越來越狂怒的班覺突然將電棍插入巴登嘉措的嘴裡,順著牙膛向他的喉嚨深處用力戳進去。巴登嘉措頓時覺得眼前一黑,就失去了知覺。待他蘇醒過來發現,他的身下是一大灘血、屎尿和嘔吐,全身到處都火辣辣地疼痛。他的牙齒掉了二十顆,舌頭潰爛了。

巴登嘉措講到這裡,張開嘴,裡面沒有幾顆牙齒。然後他伸出舌頭,那是一隻慘不忍睹的舌頭,舌面七裂八半,像是大地震後的路面,上面一道道橫七豎八的深溝,其形狀令人顫栗。巴登嘉措說,在西藏監獄,不僅對男性政治犯使用電棍,對女性政治犯也經常用電棍拷打。女政治犯在獄中被獄警強奸的事經常發生。有三個尼姑因為主張西藏獨立抓到古雜監獄,獄警竟殘忍地用電棍戳進她們的“下體”逼供,其中一個叫索南次仁的獄警還獰笑著說﹕“你還沒嘗過這個吧!”後來其中兩個尼姑逃到了印度的藏人流亡地,向達賴喇嘛哭訴了這一切。她們兩人至今小便失禁。巴登嘉措說。他一九九二年逃離西藏時,索南次仁還在古雜監獄繼續做獄警。

對巴登嘉措和尼姑施酷刑的獄警班覺和索南次仁都是藏人。巴登嘉措對此解釋說﹕“虐待藏人囚犯的事兒,漢人獄官叫藏人獄警去幹,一是逃脫漢人的責任,二又製造我們民族的內部矛盾。”但巴登嘉措也了解,在中國內地的監獄,漢人獄警對漢人囚犯也同樣殘忍。造成西藏如此黑暗的主要原因並不是漢藏兩族人們之間的矛盾和仇恨,而是中共專制制度。無論是漢人,還是藏人,誰成為了共產專政機器的部件,都會變得沒有人性。

大使來訪,犯人遭殃

一九九一年三月底,巴登嘉措感到有什麼事情要發生,因為獄方突然改善了伙食,床單和寢具也換了新的。根據經驗,他判斷可能有外國人要來參觀監獄。獄友們都為了控訴監獄非人待遇的上訴信,帶在身上,盼望有機會遞到來訪者手中。巴登嘉措的兩名獄友洛桑丹增和丹巴​​旺扎因病被送往醫療所途中,恰好遇到外國訪客,但當他倆剛要把信遞給訪客,就被旁邊的獄警奪去了。

上訴信落到獄方手中,對所有獄犯都是不詳之兆。果然外國訪客一離開,獄方就調派軍隊進了扎奇監獄。所有的政治犯被集合在院子裡,軍人用槍托、電棍毆打他們,有的軍人還使用了短刀。政治犯都帶著腳鐐,根本無法招架。藏人政治犯阿旺更嘎和阿旺布窮的頭被槍托打得鮮血直流,兩人都失去知覺,昏迷在院子裡。另一名藏人政治犯普布次仁的腦袋後部被短刀畫開了一個口子,鮮血咕都咕都向外冒。兩名試圖向外國訪客遞信的人被毆打後關進了禁閉室。

後來巴登嘉措才知道,那次去扎奇監獄的外國訪客是美國駐北京大使李潔明。李潔明的那次西藏之行,不僅給扎奇監獄的政治犯帶來了拷打懲罰,也給自己帶來了不快。因為他從拉薩返回北京,就看到了中共新華社的報道,說他對西藏的積極改變十分感動,並引用了他的話說“我已感覺到西藏的變化。”李潔明對這種無中生有編造地的講話的做法十分憤怒。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發言人為此聲明抗議,認為這篇報道是歪曲事實的“粉飾之詞”。事實上,李潔明在西藏向當地中共官員追問西藏的人權情況,並要求他們提供藏人政治犯的詳情。合眾國際社一九九一年四月八日從北京發出的電迅對此事做了詳細報道。

攜帶刑具,逃離西藏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在監獄和勞改營中度過了三十三個年頭的巴登嘉措終於獲得刑滿釋放。他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壯年時期都在牢獄中熬去了。當拖著蒼老瘦弱的身體邁出監獄的大門時,六十一歲的巴登嘉措只有一個願望,讓世人知道他的悲慘遭遇,讓自由世界了解西藏人民在共產黨專制下的深重苦難。他向親戚朋友借錢,湊了一筆款項,賄賂獄警,買出了一套刑具,有三種電棍和手拷、指銬、短刀等,並把這些刑具偷運到海外。僅是一個電棍,就用了八百元人民幣,相當於一個普通藏人三個月的薪水。

巴登嘉措將這些刑具攤放在桌子上說﹕“這是證據!”電棍大小不一,大號的有一尺多長。上面有這樣的中文﹕“靖江無幾電四廠製造WDI電擊器,專為公安、武警和保衛人員特別設計。”在手銬的鑰匙上有刻製的兩個中文小字﹕“峨眉”。巴登嘉措強調說,“幾乎所有的囚犯都被電棍不同程度地打過。”

跨出監獄大門那一刻,巴登嘉措就準備是逃離西藏。這次他選擇了從西藏與尼泊爾交界處偷渡。在被釋放後的第十三天,他換上了一身漢人的服裝,裝成乞丐,帶著那套刑具,奔向了藏尼邊境線的章木口。為了避開軍警哨所,他專走那些深山老林。東繞西拐,風餐露宿,在野夜和森林中,與野獸和死亡較量著勇氣和運氣。經過十天的跋涉,他終於經由尼泊爾到了印度,到了雪域之外的​​自由西藏——達蘭薩拉。他沒有眼淚,也沒有興奮,只有一個願望,見到他的領袖達賴喇嘛,向他訴說過去的一切。五天後,達賴喇嘛在他的辦公室接見了巴登嘉措。

當問及達賴喇嘛接見了他多少分鐘,聽了他的遭遇有怎樣的反應時,巴登嘉措竟半天不說話,然後滿臉不悅地起身穿上藏袍,似乎要離開。後來翻譯解釋,按照藏族風俗,藏人見到他們領袖達賴喇嘛的事是忌諱被人打聽的。旁邊有人就此開玩笑說,可能是因為他剛剛喝了從附近藏人開辦的“憤怒的和尚”餐館買來的咖啡。巴登嘉措的性格就是這樣倔強。但他也時時流露出天真,當他一口氣講了很長的話,忘了停頓一下給翻譯機會時,他會歉意地伸一下舌頭,做一個鬼臉。三十多年的監禁,也沒有磨掉他的率真天性。

為了六百萬藏人的尊嚴

在日內瓦聯合國人權會議作證後,巴登嘉措受邀去了英國、意大利和葡萄牙等國家,參加人權活動。他說,讓他最為感動的是在美國首府華盛頓參觀“浩劫博物館”,當他看到當年納粹迫害猶太人的那些刑具和殘忍的手段,不僅哭了起來。他感嘆地說,所以落淚,是想到納粹迫害猶太人的悲劇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但這樣的迫害今天在西藏仍在繼續。因此,他將用他的餘生向世界各地的人們講述他的經歷和藏人的苦難。

在接受我們採訪的第二天,他要趕去德國,繼續他的人生跋涉和奮鬥。正如他對流亡紐約的藏人所說﹕“我今天也像你們一樣成了一個難民,但我們是有尊嚴的難民,因為我們活在自由的土地上。為了六百萬西藏人民都能有尊嚴地活著,讓我們把真實告訴給世界……”

(原載美國《世界日報》《世界周刊》一九九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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