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 19, 2014
   Posted in 文庫
发布者 Tenzin Rinzin

文/達瓦次仁:

西藏問題是五十年代開始產生的,在這之前沒有什麼西藏問題,因為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如果一定要說有西藏問題,則是西藏與當時中國政府國民黨就邊境問題、或者說西藏人為收複失土而先後與中國軍隊發生的軍事沖突。

但自從1949年開始,西藏陷於中共統治後,西藏民族不僅遭受異族最殘酷的統治,而且在中國統治者有意識地通過暴力和移民等手段推行的民族滅絕和同化消滅政策下,已處於存亡絕續的關頭。鑒於時間的原因,在此我想就中共對西藏的移民做一簡單的介紹。

首先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不管是從民族、地理、歷史、文化或是生活在這一土地上之人民心理認同,所謂的“西藏”,指的無疑是西藏民族世世代代居住的、由西藏文明所含蓋的那塊土地,即所謂的大西藏。

而所謂的小西藏,即中共政府根據”分而治之”的原則劃分的所謂西藏自治區,完全是抱著極不正當且敵視的動機而作出的人為劃分,是肆意割裂歷史、民族、文化之聯系的行為,充其量只是一個行政單位的概念,與我們所講的包含民族、文化、地理等含義的“西藏”或藏語BOD、英語Tibet的內涵與外延是完全不同的。

在西藏,除了西藏民族以外,現今還有其他民族居住,但除了藏人,其他民族都是從外遷移進入西藏的,即除了西藏以外,其他都不是西藏的土著民族。

歷史上,中國人將位於其西方的各民族或國家一律稱之為“羌”,“羌”僅僅是一個泛稱,其中也包括西藏民族,如西藏最原始的六大姓氏中的“黨”氏,被中國人稱為黨項羌。

雖然在歷史上有外族短暫侵入的歷史,但至到十三世紀為止,西藏人在西藏的土地上一直保持了民族的單一性(注1),到公元十三世紀,蒙古帝國橫掃世界時,才開始真正有外民族的人口在西藏土地上定居。

在西藏青海湖以東地區的殖民

由於到本世紀為止,蒙藏而外的外族移入西藏領土,主要是現所謂青海省的海東地區,那也是自十八世紀開始,一直由滿清直接統治的地區。就以那一地區而言,首先是蒙古人的移入,現被稱為土族者,有許多學者認為是蒙古與藏人聯姻的產物。另有幾百名撒瑪耳罕的男性也遷入這一地區,他們在接受了藏人提出的一些條件後,迎娶西藏的婦女並在這一帶定居下來,形成了現在的撒拉族。另有一支稱為西域回紇者遷入,但人數似乎並不多。

總之,雖有這些外族的遷入,但在這一地區,藏人和蒙古人平分秋色,一直佔有人口的絕對多數。如公元1723年羅卜藏丹津與滿清的戰爭結束後,戰勝的滿清將佔據的青海湖以東地區劃並入甘肅省,設立西寧府,下轄三縣三廳(另有循化廳劃入蘭州府),據<<西寧府新誌.田賦>>載1746年這一地區共有245735人。其中包括大量的蒙、藏族,如:滿清打敗羅卜藏丹津後,將剩余的兩萬余戶、約十萬蒙古人並入其統治下,而西藏人的人口數在當時雖無明確記載,但對照羅卜藏丹津在戰場上動員二十余萬人的情況,不難看出當時在這一地區的蒙藏人口至少在八十萬以上。戰爭中人口雖遭受巨大損失(滿清出師十五日內,斬首八萬余—馮浩華編<<青海人口>>57頁),但不至於毫無留存。又根據1810年<<西寧事宜節略>>記載:當時編戶人口中藏人有1908戶,亦即十萬人左右。再加上土、回、撒拉等,可知當時在青海湖以東地區漢人或其他民族的人口並不多,主要應是以兵丁為主,並沒有形成聚居的情況。

到本世紀初,在這一地區的中國人口數仍然是不多的(注釋2)。自從1929年中國政府非法在西藏領土上建立所謂的青海省以後,中國移民的人口才稍有增加。其中變化最大的是蒙古人口的銳減和回族的膨脹(注釋3)。

而從五十年代開始,中國政府的大規模移民政策,使這一地區在短短的十幾年間,漢族人口便佔有了絕對的優勢。<<中國人口:青海分冊>>就指出:到1959年,在青海省的每三個人當中,就有一個人是從外省遷來的。然而這一數字正如該書說明的那樣,僅僅是一個由後往前推算的估計數,因為中共到1982年為止,並未在青海進行過人口普查。事實上,這一估計仍然大大地小估了移民的人口數。如1959年,中國政府稱當時所謂青海省的總人口數為2425097人,其中藏人已從原來的八、九十萬減少到當時的四十余萬(注釋4),加上回、撒、蒙、土族共約三十余萬,以及50年前就在青海的二十萬左右的漢族,其總數不過九十萬左右。也就是說,實際上最少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是50年後遷移進來的。何況還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口以軍事機密或國家機密為由不予計算,如勞改場的人口和軍事企業的龐大人口等等(注釋5)。如此遷移的人口應更多。

以上是西藏東北部青海湖以東地區的情況。

對衛藏地區「西藏自治區」的殖民

再說所謂的西藏自治區,從1950年有軍事部門進駐以來,大量的軍人就地專業,到1959年完全掌握西藏後,更有大量的中國人移民所謂的西藏自治區。據<<中國人口:西藏分冊>>第76頁載:“從1965年至1985年,十九年間遷入16.53萬人(即共有18.85萬人遷入,2.32萬人遷出)。

有關的遷移情況該書還介紹道:1965—-1973年間,由於196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開始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尤其在工業方面,為了”填補空白”,陸續建立了不少工礦企業,因此從內地每年要進來不少科技人員、行政干部、工人及其家屬子女和親戚,此外還有一些知識青年來西藏參加西藏的建設;1974—-1979年間,形成一個遷入高峰,因1976年後內地大學畢業生大批進藏,1979年中央從全國六個省市抽調了三千多名干部進藏;1980—-1985年間,遷出多於遷入,因為從1980年開始漢族干部、職工和家屬大批內調。

從以上的解釋中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

(1)遷來的全是中國人,對此<<中國人口:西藏分冊>>第143頁以“在西藏人口的遷移,除了1959年的特殊原因而外,具有波動大、以移居的漢族為主的特點”,該書繼續介紹道“西藏人口的遷移,大多數是由國家組織的,也常常為當時的政策所左右”。

(2)1982年中共人口普查的結果,所謂西藏自治區的中國人僅九萬余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僅僅是這些年的遷入人口,其人口也在十六萬以上。而不管是中共的經濟統計年鑒或<<中國人口>>等,均載1965年前在西藏自治區已有3.67萬名中國人。因此,即使將上述數字簡單相加,而不考慮人口的自然增長、以及幾萬名投親靠友並定居西藏而未計入者(注釋6),到八二年,其人口數也應超過二十萬。

這中間應該還不包括軍事單位人口的遷入(而在拉薩到七十年代末為止,即使最簡陋的皮毛等手工做坊也被劃並入軍事編製中,顯然其人口是屬於機密範圍的)。

至於1990年的人口普查,中共更是進一步搞瞞天過海的勾當,稱在西藏自治區的中國人總數不過八萬而已。這八萬余人中,在校生近萬人,在業人口59285人,其他人口為萬余人。根據中共的定義,在業人口是包括個體戶的(注釋7)。但人們在西藏自治區看到的中國個體戶人數完全超過上述統計數。<<西藏文藝>>上曾發表了由唐晉中、丁窮夫、周紹西三人合寫的報告文學<<商品大潮席卷下的西方淨土>>,其中寫道“正當國家干部人心思走……時,五萬多戶操著不同方言的個體戶卻在這清晨的曙光裡,從五湖四海雲集於這片”高原之巔””。這五萬多戶是個什麼樣的數字?僅以一戶有兩名在業人口計算,其在業人口的總數也在十萬以上。而根據<<1991年經濟統計年鑒>>的統計,僅在全民所有製單位職工中,即有五萬三千余名中國人;還有所謂集體所有製單位的職工,又會有多少呢?因此中共的所謂第四次人口普查依然是不可信的,其數字依然是中國政府根據其政治需要而作了改造的。

對所謂個體戶的移民,中國政府一直諱莫如深。在西藏自治區,中國政府雖僅進行了兩次人口普查,但在82年的人口普查中有八、九項調查項目,而在1990年的人口普查中,二十一個普查項目中,中國政府又專門取消了三項與這點有關的調查項目。即

(1)1985年7月1日常駐地狀況;

(2)前來本地原因;

(3)本戶戶籍離開本縣市一年以上的人口數,可見其中有名堂。

中國政府有一種論調,說這些個體戶是流動人口,不會長期定居西藏。海外有人說:西藏高寒,沒有人願意留在西藏。

流動人口和個體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個體戶一般而言必定是固定的,當流動人口找到他認為適合的地方,並開始謀生時,他就變成了固定的居民、或者說是個體戶。因此,在西藏有許多是流動人口(即流浪者)變為個體戶的。而那些個體戶賺了錢就會回去的說法當然是自欺欺人的,人的欲望是無盡的,而且他們首先是由於在家鄉難於立足才出來討生活的,特別是到西藏的絕大多數是來自中國貧窮農村的剩余人口,這些一般僅僅掌握著底層次的生存機能或毫無專長,卻由於在西藏自治區由中共政府的優惠和在政府任職的親友老鄉或關系套關系的護持下才大有作為的個體戶,他們離開西藏一般就意味著重新加入本來就人滿為患的盲流大軍中,可以這樣說,他們只有在西藏才能夠過得象個人樣。所以,他們雖然會不停地抱怨西藏的氣候和高寒,以及交通不變等,但利害相較,對他們而言,留在西藏當然是最明智的選擇,是利遠遠大於弊的。這和中共干部八十年代初內調有點相似,開始大家不興高采烈—–要回家了嗎!可不過幾年,他們就發現與西藏的高寒和交通不變一道,他們還失去了許多的利益,包括高待遇、實權、統治者的優越感等等。於是利害相較,又有許多人堅持要”扎根邊疆”建設邊疆”支援邊疆”。這些人回去好歹有個工作,個體戶離開西藏就意味著從頭再來,談何容易。

所以,以高寒為借口,否定那些非中共官員的移民已移居西藏的事實是難於成立的。至於所謂這些人在西藏自治區沒有戶口的說法,更是無稽之談。在北京、天津、深圳,這種說法是成立的。因為中國政府不想讓這些地區的人口過分膨脹。但在西藏則恰恰相反,中國政府竭盡全力鼓勵自己的人民移民西藏。在拉薩,每過一兩年總要拉開陣勢,動員軍警、干部等,驅趕那些朝聖後滯留不歸的西藏人,卻從來不曾聽說過中共軍警在軀趕來自中國的盲流。相反,還有這些盲流到縣、州政府靜坐示威要求解決戶口問題的怪事出現,如甘南合作鎮,原是一個有幾百名藏人手工業者的小城鎮,中共進入後大量移民,現在在合作鎮,藏人幾乎是寥若晨星。在合作鎮周圍形成了許多移民的村莊,人稱黑戶莊,全是沒有戶口的。當地藏人雖強烈反對這些大興土木非法留居在他們土地上的移民,但中國政府除了”防止分裂主義分子乘機興風作浪”而外,並未采取任何有力措施。

這些移民知道中共政府在為他們撐腰,竟囂張地與附近藏人斗歐,到縣、州政府靜坐示威,要求解決戶口和土地問題。

殖民政策危害藏人生存

所謂殖民,指的是因政治、經濟等原因,由佔統治地位的政府鼓勵或促成的本國人民遷往被統治地區的行為。

殖民行為一直是聯合國明文禁止的,如1949年日內瓦第四次會議的49號決議中,明確規定禁止佔統治地位的國家向被佔統治地區移民或將土著遷離本土。同年的聯合國第5號補充決議中又進一步闡明:佔統治地位的國家向被佔領地區移居非軍事人員,也是違背日內瓦49號決議精神的。

在歷史上,通過大規模的人口移民來消滅土著民族是有無數前例可尋的,大的如原美洲大陸的主人印地安人,在歐洲殖民者的龐大人口殖民下,只好龜縮在保留地,一蹶不振,坐以待斃。

眼前的例子如現中共統治下的滿族,曾是那麼強大,但在當今中國,除了統計數,你到那裡去尋找名符其實的滿族人呢?實際上,滿族已經是歷史名詞,現已經被同化而滅亡。

再說現在的內蒙古,在中國政府的殖民政策下,一千七百萬人口中,蒙古人不過二百萬,據”甘南州”的藏文雜誌<<達色爾>>於八十年代末報導:在內蒙,已有百分之二十的蒙古人不會說蒙語,百分之二十的人雖會簡單的蒙語,卻以漢語為第一母語。

往下還有新疆、西藏等,都在強大的人口壓力下,正在一步步地走向滅亡。以我前述的西藏東北部的青海湖以東地區(即現今的海東地區)為例,這一西藏人時代居住的地方,現雖仍有幾十萬藏人,但絕大多數人在環境的強勢壓力下,是以漢語為第一語言的。再如西藏佛教中最大的教派—-黃教的創始人宗喀巴的家鄉塔爾寺,原有兩千余寺僧,是個藏人聚居的地區,現今這一地區已被完全漢化。寺院淪為觀光勝地,除了老年人,當地已鮮少會使用藏語的。在西藏的其他地區,這一情況隨著移民的增加而正在曼延,那些移民在中國政府的強力支持下,不僅在人生地不熟、語言不通的地方大展身手,而且完全壟斷了西藏的經濟。

對這一現象,中國政府不斷地喋喋不休地稱藏人沒有商業觀念,完全是在胡說,西藏民族一直是一個有著經商傳統的民族,其商業的觸角甚至曾經伸到加裡各答或上海、天津等地,歷史上,往來與中國和印度間的商人絡繹不絕,這一傳統在流亡藏人中表現的很明顯,在印度,有上千萬來自各國的流亡者,但只有流亡藏人中,有相當一部分完全是以經商為生,而幾乎絕大部分藏人都進行商業活動。西藏的寺院經商更是已有著悠久歷史的。但是在西藏自治區,現在的情況卻是藏人主要分布在農牧區,除了以遠低於國際市場的價格”交售”農牧產品並以高於正常價格購買中國移民出售的產品而外,幾乎無力在這所謂的商品大潮中一展身手,藏人的產品如能輸入到近在咫尺的印度、尼泊爾,雖可得較高的利潤等,但這卻要冒坐牢的危險,正因為西藏人的產品交售或生產資料的購買渠道只有一個,所以除了承受被壟斷、剝奪的命運而外很難有別的出路,在這絕不是有沒有商品觀念的問題。移民的中國人由於完全把持著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西藏各城鎮,從而使他們可以利用對藏人的優越甚至壟斷的地位,盡情地盤剝西藏農牧民,然後卻反指藏人沒有商業意識,真是咄咄怪事。如據<<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載:在拉薩除去八郭街,全市一萬兩千八百二十七間店鋪中,由藏人經營的僅三百余家;在康區八宿的145家中,由藏人經營的僅15家;在昌都840家中,由藏人經營的僅92家;波密扎木232家中,藏人經營的僅3家。

這些數字還是幾年前的統計數,目前的情況更趨嚴重,如中共一年前拆毀大量藏人建築(其中包括許多有保存價值的古建築)而平整出的布達拉廣場,四周象雨後的春筍搬開出的近千家各類商店中,藏人經營的僅幾戶而已。

1995年2月,新華社宣布有一千名中國干部和職工技術人員將前往西藏工作;這些人去西藏後,替換了全部原縣一級任黨委書記的西藏人。

在此之前的1994年7月,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中國政府第一次承認了向西藏殖民的事實,同時卻強調要給予特殊的待遇,以吸引複員專業的軍警和干部、職工留居西藏。

已泄密的1993年5月12日在成都召開的秘密會議上,曾討論到如何製定促使中國人潮水般移民西藏的政策的問題。

早在1989年3月,阿沛阿旺晉美就曾談到:現在大量的漢族商人和定居者涌入西藏,僅在拉薩就有十余萬,給當地人民的安寧帶來極大的危害。

在西藏東北部的安多,這一情況當然就更嚴重,如安多拉卜楞是西藏黃教的六大寺院之一,原為純藏人區,只有一些回漢流動商人前來經商(藏人領袖不許他們攜眷定居),但現在原寺院面積的一半已為中共機關和由移民開設的各種商店所佔據。在拉卜楞寺外的幾千家商店中,由藏人經營的不過幾家而已。

再如柴達木、格爾木等地,原為西藏人時代居住的地方,1996年5月10日的<<解放軍報>>就刊登了一則在柴達木發現千座藏人古墓的新聞,但現在在這一地區的藏人被趕到更高寒的地方,然後中國政府在那裡建起了幾個完全由移民組成的城市。

總之,在移民大量集中的城鎮,西藏的文化、語言、傳統正在喪失,而在農牧區,雖然人們暫時還講著藏語,但不僅文盲充斥,還受到中國政府和移民的雙重盤剝,貧窮而落後。就西藏和西藏人目前的現狀而言,實際上已變成了中國廉價的原材料生產基地或生產者以及不公平的貿易中,傾銷其產品的場所或對象。

隨著移民的增加,西藏從人口、文化、經濟等諸方面,正在逐漸走向滅亡。如果中國或中國政府繼續奴役西藏民族、堅持殖民、同化西藏民族的政策,如果中國民運或中國人民繼續無視並使現狀持續發展下去,則西藏很可能就沒有明天。

如果這種事果真發生,這不僅是西藏的不幸,而且也是人類的不幸。

西藏的滅亡,同時也是一個古老民族和同樣古老而獨特之文明與宗教的滅亡。

我想,未來的中國人一定會悔恨,一定會為中國在人類發展史和文明史上、在人類已進入高度文明之時,犯下的這一無可彌補的罪惡而感到遺憾。

毀滅西藏民族,不僅僅是中國政府,同是也是中國的罪惡。中國人民有責任阻止這一悲劇的發生。

注釋

(注1):歷史上,中國西漢的王莽曾”拓邊”,並在現青海境內建立西海郡,但郡製不久即廢,這些地區又為當時被中國人稱為”羌”的西藏人所收複。30年後(公元35年),東漢皇帝:”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余口,使各還舊邑”。至於七世紀的吐谷渾,中文史料推測其王室是三世紀由陰山遷來的鮮卑人,不管是否屬實,其國內的主體民族依然是西藏人。西藏史書中,記載的衛藏與吐谷渾間的交往,並未談到其王室是屬於其他種族的人。

(注2):中文資料記載的人口數僅包括其直接統治的海東地區,即所謂的編戶人口。據<<甘肅通誌稿.民族誌>>記載:1908年西寧俯所轄人口為361255人,到1928年人口增長到428605人。當時的其他資料如<<甘肅全省新通誌>>以及1912年的<<內政年鑒>>都作了相近的記載,表明至1912年,現海東地區的總人口為三十六萬左右。由於移民的漢、回、和撒拉、土族等非藏蒙人口全部聚居在這一地區,所以這一數字等於現青海省境內的全部非藏蒙人口數和這一地區的藏蒙人口數,而根據中共的統計,1949年回、撒等人口為三十萬,以人口自然增長率遞減,二十年代最少有十五萬以上,加上十余萬藏人和蒙古族等,可見非上述民族的人口甚少。

(注3):1929年中國國民黨政府第三次會議通過決議,決定從甘肅省劃出西寧道所屬之西寧、大通、樂都、循化、巴燕、丹噶爾、貴德七縣,建立所謂的青海省。

又:<<化隆回族自治縣概況>>載:1744年,藏人佔該縣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三點六五……原來信仰佛教的一部分藏族,由於皈依伊斯蘭教,在宗教、生活習慣、婚葬習俗方面成為現在的回族”。說明化隆的所謂回族是信仰回教的藏人,而且即使目前,這一地區的所謂回族多仍以藏語為第一母語。又在風土調查集中,稱“番民言語與蒙古略同,近年為漢族所同化”顯然有許多操漢語的西藏人被劃入漢族中,如湟中縣是黃教創始人宗喀巴誕生之地,該地有西藏六大寺院之一的塔爾寺,但據1932年的統計,整個湟中縣藏人人口僅七千零一人,嚴重不實,因僅寺僧就有幾千人,塔爾寺所屬藏人亦應超過此數,因時間或資料原因未及查找,留下存疑。

(注4):有關藏族的人口數,1985年出版的<<青海風土概況調查集>>(青海人民出版社)記錄了二三十年代國民黨政府對現青海人口、風土等的調查情況,其中記錄時間應在四十年代的、書中注名原件藏南京檔案館的<<青海概況>>記載:青海人口140余萬,其中僅保安十二族(現黃南熱貢為中心的藏人)、環海八族(圍繞青海湖的八個藏族部落)、果洛(現果洛藏族自治州)、玉數二十五族(現玉樹藏族自治州)的藏族人口為五十五萬余人(該書另載:有郭密一族,在黃河北岸,分上下郭密,約四千戶約。該文和此書中的另一份調查亦稱:番人分布各地,不勝記載),上述分部落的人口統計數多有錯誤,如玉樹人口記載為僅有六萬七千余人,但該書約同一時期的另一份調查中則稱:玉樹為省南大族,其人口不少於二十萬。<<中國人口:青海分冊>>承認玉樹地區的人口,1964年比1953年減少百分之二十三,這些人口的減少並不是每年平均遞減,而是在58年平叛中被消滅而減少的,對此<<中國人口:青海分冊>>也不否認,多次談到1958年的特殊事件,造成人口的大量損耗。即使在人口如此減少的情況下,1958年劫後余生的玉樹人口仍有132030人(見<<中國藏族部落>>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考慮到中國政府一直極力試圖掩蓋藏人屠殺,如<<中國人口>>中多次談到:由於左傾思想的影響,對(64年以前的)死亡人數未做如實統計。故當時玉樹人口在二十萬左右是符合實際的。也就是說:國民黨的<<青海概況>>中僅玉樹一地即少算了十余萬人口。

又1949年國民黨的<<電複本省編戶保甲編查情況>>(摘自<<中國人口>>,書中稱原件藏南京檔案館)載:1948年編戶人口為952671人,也就是說未編戶人口為五十三萬(1949年青海省統計局稱當年青海人口為1483282人),而未編戶人口為藏人,所以加上已編戶人口,藏人人數應在八.九十萬。因為即使不考慮人口增殖,1808年藏人編戶人口為十萬人左右<<青海事宜節略>>,加上1936年出版的國民黨<<內政年鑒>>載1931年全省十五個縣的人口為637965人,比1928年多了二十萬,顯然是人口統計範圍增大的緣故。而那些人口統計範圍增大的地區全部是藏人區,故其增加的二十余萬應計入藏人人口數中。這一數字也和西藏安多著名的領袖—-拉卜楞的阿巴額羅(又名黃正清,曾任中共甘肅省軍區司令員)在其所著歷史中指出的:三十年代安多地區有大小部落六百多個,人口約150余萬的說法相吻合。因為根據人口分布,所謂青海省的安多人口,約佔安多總數的一半左右,加上為康區的玉樹地區人口數,在現青海省境內的藏人人口也在八.九十萬左右。

在此有一點說明為好,即果洛地區,果洛自稱果洛三本。”本”是藏語十萬之義,謂果洛三部各有十萬人口,共三十萬人,民俗調查記載有四十萬人口。<<中國人口:青海分冊>>承認從1954至1964年間,果洛人口減少百分之七十八點九六,也就是說:果洛只剩下老人和兒童了,青壯男女幾乎完全被殺光了;但這個數字依然是不夠的,不僅因為剩余人口中包括著移民的人口數,而且因為中共計算的果洛人口基數僅僅為十萬人,即五六年果洛人口十萬人的基礎上減少了百分之七十余,如以果洛實有人口(四十萬左右)言之,則中共對西藏民族的滅絕政策已是非常明顯的了。其比例當然更是驚人,果洛已經到了斬盡殺絕的地步。由於中共盡力掩蓋這些令人發指的大屠殺,而在其控製的人口統計數字上做了許多的手腳。

(注5):<<中國人口:青海分冊>>載:”從1952年以來,全國部分省市的部分犯人先後在本省一些農場、工廠及其他場所進行勞動改造,他們刑滿釋放後百分之六十的人自願留在青海就業,同時也有部分省外刑滿釋放人員自願來青海就業的”。(又:在青海至少有十九支隊的番號,說明最少有十九個勞改營)。

又據<<中國人口:青海分冊>>記載(210頁):全省耕地面積872.99萬畝,其中省屬國營農場約147.18萬畝,其他2.79萬畝,兩項合計約150萬畝,由於國營農場的人口完全是由移民或犯人所組成,僅此點,亦可窺知其人口規模。

(注6):據<<中國人口:西藏分冊>>載:1979至1985年,六年中,非農業人口增加二十一萬,其中出生增加僅百分之十五,遷入增加百分之五十四點七,農轉非百分之二十五點二。該資料還顯示:職工家屬和隨軍家屬農轉非人口為三萬人,1985年仍有近萬名未能解決落戶問題,其中投親靠友者佔百分之四十三點九。

(注7):根據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指標解釋,“常住人口”一欄第二三條為”在本縣市常住一年以上,常住戶口在外地的人””普查時住在本縣、市,常住戶口待定的人”。“在業人口”指從事社會勞動,並取得勞動報酬或經營收入的人(15歲以上)”

本文原載<<中國之春>>1998年總第173期,是1997年10月在倫敦召開的”漢藏對話”會議的發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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