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芭芭拉．德米克  2021年08月14日

（本文摘自麦田出版《吃佛：从一座城市窥见西藏的劫难与求生​》，为阅读需要，部分撷取内容有些许调整）

一九〇三年，驻扎在印度的英国上校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领军「远征」西藏（他委婉地称之为「远征」，实际上是英国侵藏战争），导致数千名藏人遇害。尽管他获得总督乔治.寇松侯爵（George Curzon）的支持，英国政府还是否决了那次任务并撤回军队。

但那次远征所造成的破坏已无可挽回，因为那次事件使清廷顿时从自满中清醒过来。当时满族的中国统治者一直疲于因应欧洲国家想要撬开沿海通商口岸的行动，因此忽视了国土西侧的状况。他们当然不希望英国站在「世界屋脊」上俯视中国，或掌控中国的水资源。所以，英国一出手，中国就意识到青藏高原的战略重要性。直到今日，许多西藏学者仍把随后降临在西藏的灾难归咎于英国。

尽管清朝软弱无力，他们在一九〇九年侵入西藏后，就一直待到一九一一年满清灭亡为止。当时，藏人驱逐了所有的中国代表，想尽办法重新确立独立国家的地位，还发行自己的旅行签证与货币，但那只是实质的独立，不是正统的独立。西藏并未申请成为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成员，它并未充分了解那个新兴国际组织的价值。

持平而论，在二十世纪初，建国的概念对西藏来说仍未成形，亚洲帝国的国际关系与欧洲的定义也不完全吻合。藏人试图让英国人承认他们的独立，但最终反而不得不给中国「宗主权」（suzerainty）——这是一个无人完全理解的术语。满清帝国崩解后的那几年，英国与西藏的通讯显示，英人与藏人在宗主权、主权、独立、自治等词的翻译与定义上争执不休。最终，西藏的地位恰好在错误的时间点被模糊带过了。

二十世纪初，几千年帝国统治的瓦解，在中国留下了危险的真空。当时，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只掌握非常单薄的权力，中国大部分地区是由互相争斗的派系统治，亦即所谓的军阀时期。

被逐出紫禁城的儿皇帝溥仪到了一九三〇年代已是一个放荡青年，活在日本人于中国东北建立的伪满洲国中。剩下的中国是由精明冷静的委员长蒋介石领导，他接替孙中山，成为国民党的领导人。日本进军中国及中国共产党迅速崛起（不久就由毛泽东领导）时，他紧抓着权力不放。

阿坝的藏人对中国的政治所知甚少。他们只关心自己与敌对的藏族首领之间的冲突，几乎没注意到那场遥远的战争。毕竟，中国人与中国人作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似乎与藏人无关。

共产党在一千九百公里外的江西与福建省交界处安营扎寨，并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小型的苏维埃国家。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发动军队剿匪时，共产党分成三路窜逃，亦即后来所谓的「长征」(「长征」是共产党的说法，中华民国称之为「流窜」或「西窜」)。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一次极大的事件，革命民谣与歌剧中无不把这场长征奉为可歌可泣的壮举，大致上相当于「出埃及记」，只不过主角不是摩西，而是毛泽东领导红军逃到安全的地方。

随着蒋介石的军队穷追不舍，共产党向西逃到越来越远的中国内地，接着往北转进四川省。对藏人来说，那是他们第一次遇到中国共产党，而且第一次交手就不太顺利。

一九三〇年代的红军还没变成后来那种强大的战斗机器。中国士兵缺乏装备、食物及地方知识。青藏高原上的最后统治者是清朝的满人，而不是汉人。中国派往高原的使节通常是满人或蒙古人。许多地图与文件都是写满洲语。红军的士兵大多是来自中国东方与南方低地的汉人。

在精美的图文书中，西藏总是看来诗情画意，但是对外人来说，在当地栖息有如酷刑，天气很难预测。你可能前一分钟被大雨淋得湿透，下一分钟就被壮丽的双彩虹所迷住，之后又被太阳的紫外线晒得干瘪。鸡蛋大小的冰雹可以砸死牦牛，偶尔也会砸死人。稀薄的空气使新来者头晕目眩，头痛不已。连藏人也可能在暴风雪中迷路，死于风暴。青藏高原对中国人来说是未知领域。

中国士兵在草原上跋涉，朝阿坝的东部前进时，一位年轻的士兵问指挥官:「我们在哪里?我们离开中国了吗?」孙书云在《长征》里如此写道。指挥官坦言他也不知道。他建议他们，等遇到会说中文的人再问问看，但他们一直没遇到。

红军最紧迫的问题是缺粮。中国士兵一开始是从西藏的农田里擅自摘取作物（有些尚未成熟），以及偷取储粮。他们也偷抓绵羊与牦牛来宰杀。许多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对于帮助穷人仍抱着理想主义，回忆录中写道，他们有时在洗劫藏人的储藏库后，还会留下借据。但这样做也没什么用，因为粮食供给有限。高原养不起大量的人口，更何况是上千名新来的士兵。于是，藏人在有记忆以来，第一次经历了饥荒。

某个时点，中国人突然发现佛寺院里不仅有藏传文明的宝藏，可能还有食粮。鼓是用兽皮制成的，那些兽皮只要煮得够久，就可以吃了——士兵都知道这招，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的腰带、步枪肩带、皮包、马缰绳都煮来吃了。

学者李江琳与马修.阿科斯特（Matthew Akester）对那段期间做了广泛的研究，他们发现的回忆录写道，中国士兵甚至吃下用大麦面粉与奶油塑造的小佛像。他们发现的一段生动描述是出自吴法宪的回忆录，吴法宪是毛泽东第一支军队的前政委。他写道:

我们有一位司务长去了喇嘛的寺院。他在里面走来走去，摸了摸那些小佛像，接着舔了其中一个。令他惊讶的是，他发现那个小佛像尝起来竟然是甜的。他又舔了一口，确实是甜的。原来，那些满身灰尘的小佛像，无论大小， 都是甜的。真是太棒了，简直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他把一些小佛像带回来，洗干净，然后加水烧开。它们都是面粉做的，吃起来真美味……

此后，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司务长就到处找喇嘛的寺院，把那些面粉做成的小佛像带回来吃。

经历过那段时期的藏人说，中国人吃的其实是朵玛（tormas，「食子」的意思），那是一种供品，不是佛像。但是对中国人来说，他们其实是在吃佛。他们知道那样做罪孽深重，但不在乎。

*本文摘自《吃佛：从一座城市窥见西藏的劫难与求生​》，麦田出版。

【作者简介】

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

出生于美国纽泽西州。耶鲁大学毕业。 2001年加入《洛杉矶时报》，曾担任北京办公室主任长达七年时间。她的北韩报导为她赢得海外记者俱乐部（Overseas Press Club）的人权报导奖，以及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与美国外交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Diplomacy）奖项。她为《费城探究者报》（Philadelphia Inquirer）做的塞拉耶佛（Sarajevo）报导为她赢得乔治．波克奖（George Polk Award）与罗伯特．甘迺迪奖（Robert F. Kennedy Award），并入围普立兹奖（Pulitzer Prize）最佳国际报导奖项。 《我们最幸福：北韩人民的真实生活》（Nothing to Envy）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及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的决选书单，也荣获英国塞缪尔约翰逊奖。著作已译成二十五种以上的语言。目前是《洛杉矶时报》的特派记者，《纽约客》的撰稿人，最近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担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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