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维洛工程博士(德国) 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原则二十二指出：“土著居民及其社区和其它地方社区由于他们的知识和传统习惯，在环境管理和发展方面具有重大作用。各国应承认和适当支持他们的特点、文化和利益，并使他们能有效地参加实现持续的发展。” 汉族农耕、定居文明和少数民族游牧文明的竞争，这是一个久远的历史话题。农耕、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不适合西北部的生态环境。中国西部地区现存四个主要沙尘暴源区正是汉代以来历代中央政府的主要屯垦戌边区。位于黄河源区的玛多县原本是中国的首富县，实行牧场土地承包制、牧民定居政策和掠夺性地开采矿产资源之后，在三十多年的时间内变成了全国最贫困县。黄河源区二十世纪60年代，远山白雪皑皑，河水清澈流淌，草场长得好，牛羊吃得饱；80年代、90年代，一些山脉逐渐变成黄褐色，光秃秃的，河床多次干涸，守著源头没水吃，也没地方放牧。这些事实都说明了保护西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保护藏人的生活生产习惯的重要性。 一、农耕、定居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竞争：一个久远的历史话题 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写道：“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此三型又可分成两类：游牧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又一类。……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安定的，平稳的。”可见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各有所长。 从华夏与邻居几千年的历史来看，华夏的农耕经济和定居生活方式与少数民族的游牧生活生产方式一直是争斗不断，时而刀戎相见，时而和睦相处。 华夏曾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实力最强大的民族。华夏民族认为世界是天圆地方的，他们生活的地方正好是中心，当然也把他们这种以水灌溉为基础的集约化农耕经济和定居生活方式当作是最为先进的东西要加以推广，特别是向西北方向扩展，屯垦戍边，实行井田制等等。汉人喜欢讲“过五关斩六将”，而不喜欢谈“走麦城”。中国历史书中作为盛世来介绍的是汉朝、唐朝和明朝，特别是这三个朝代的几位明君，都是向西北扩张的推手。西汉极盛时期，帝国的疆域西起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北起阴山、辽河，南至今越南中部，这是汉族统治在领土上的大扩张。汉武帝军队多次出击匈奴，获得胜利，汉朝军队曾在河西走廊一带屯垦戍边，安置移民，开垦农田，发展水利，建设城镇。最后的结果是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军队和移民不得不撤回。这些地区又让位给游牧民族。唐朝的太宗皇帝、明朝的洪武、永乐皇帝等向西北的扩展也取得过“辉煌”的胜利，也是搞什么屯垦戍边，井田制，大量移民，也都没有成功。而伟大朝代的结束也往往是因为这种农耕经济和定居生活方式在西北地区所造成的生态环境危机，导致地区性的失败，最后乃至整个王朝的崩溃。 宋豫秦和张力小在《历史时期我国沙尘暴东渐的原因分析》中指出：“汉武帝驱逐匈奴后, 在河西地区广置郡县 ,力倡农垦。张骞通西域以后, 有组织的农垦活动的范围，更扩大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绿洲。汉代在西北地区所推行的大规模的粗放型农垦活动, 必然会严重破坏西北地区脆弱的植被和水源, 导致沙漠化和沙尘暴的扩张。”“汉武帝最早在内蒙古河套地区实行大规模的屯垦戌边，兴办了许多大型国营农场。甘肃的河西走廊、内蒙古的河套地区和黄土高原的晋陕峡谷地区等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之地, 是当时屯垦戌边的重点。这些大规模的农业开发活动一方面增强了中央王朝的国力, 有利于巩固中央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同时也使广大西北地区的自然生态系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我国西部地区存在四个主要沙尘暴源区, 即河西走廊与阿拉善高原区、内蒙古中部农牧交错带 、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区、蒙陕宁长城沿线旱作农业区。这四大源区恰恰正是汉代以来历代中央政府主要的屯垦戌边区。” 游牧民族也多次打败华夏民族，特别是来自西北的蒙古族和来自东北的满族，占领了整个神州大地。倒是那些游牧民族的领袖们，对于华夏的农耕、定居文化采取了十分包容的态度。虽然他们认为不会骑马不会射箭的男人，称不上是真正的男儿，但是他们对于这些手无缚鸡之力但满腹经纶的人，也是有几番敬意。 就这样，几千年来，华夏的农耕、定居文明和西北游牧文明在这一大片土地上繁衍、发展，时而能和平共处，时而也动手动脚。中国的皇帝有过万朝来拜的辉煌，也有过被充军流放的悲苦。游牧民族的首领有过落荒逃跑的耻辱，也有过稳坐金銮殿的荣耀。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些都是逝去的历史。 二、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VS道家的“己所甚欲，勿施于人” 在元朝、在清朝，中原农耕、定居文明和西北游牧文明的竞争是在和平的条件下进行的。特别是在清朝后期，汉族的官员在朝廷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一旦他们到西北地区当官，总是念念不忘地要推广他们以为特别先进的农耕、定居文化，比如左宗棠等，就是被发配到新疆的林则徐也是在那里致力推广灌溉农业。 孔子有一句名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是中国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人应当以对待自身的行为作为参照物来对待他人。如果自己所不想做的或不想要的，硬推给他人，不仅会破坏和他人的关系，也会把事情搞僵。但是自己认为是值得做的，可以让人家也跟著做，不管人家是否愿意。左宗棠、林则徐认为他们的做法都是符合儒家的教诲的。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当年大清朝的地盘，也就成了中华民国的领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农耕、定居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竞争，就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民族自治制度，由汉族干部当党的书记，由当地少数民族干部当政府部门的领导，最终是党的书记说了算。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派出了大量汉族干部包括技术人员，支援西藏高原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工作二、三年后回原单位。根据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成果给予提升，一般都能提升一级，有的提升两级或者更多。也有留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得到特别的提拔和重用。这种干部提升制度助长了一些汉族干部的贪婪之心。无论是担任一把手的汉族干部还是援藏的干部，他们只熟悉农耕、定居的生活生产方式，他们认定这种生产方式比游牧方式更加先进，而定居生活方式比游牧方式更加舒适，他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特点了解少之又少，特别对可持续性发展理念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特别是中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农村地区实行土地承包制度，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他们认为土地承包制度就是个最好的东西，一定要推广到藏区去，一定会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好结果。 他们在藏区一味追求提高产量，执行牧场土地承包制、牧民定居计划，建设水库大坝工程、发展水利灌溉农业，严重地破坏了西藏高原的自然生态环境，彻底改变了藏人的生活生产方式。 位于黄河源区的玛多县原本是中国的首富县，施行牧场土地承包制、牧民定居政策后，变成了全国最贫困县。2008年2月20日《西宁晚报》三江源采访组以《从全国首富到全国最穷玛多县为生态而生存》为题报道：“玛多县副县长扎洛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该县是全国牧业生产先进试点县，牧民人均年收入为500元，是全国的首富。”“如今，全县的年财政收入仅仅93万元，差不多是全国最穷的县了。”拿玛多县2001年人口11336人作为2008年人口计算，全县的年财政收入仅为平均每人82元人民币！可见玛多县穷到了什么地步。哲夫在《黄河生态报告》一书中写道：“数万亿年前至解放前，青海的沙化土地面积仅为7995万亩，建国不足半个世纪，竟然增加到2.17亿亩，更加可怕的是近年来青海的沙化面积正以每年200万亩的速度扩大。”哲夫继续写道：“（玛多县）张金维书记的家属在香港，他在玛多已经多年，却是个单身汉。玛多县上上下下的工作干部几乎没有一个人的家属在玛多。”“据考，早年间在玛多境内游牧的藏族部落多为暖来寒去，逐水草而居，从无长期定居者。有关人士称，草场的退化与定居放牧也有一定关系，游牧有利于草场的自我恢复，而定居放牧，牲畜相对长期地大量啃吃一片固定的草场，使草场无瑕休养生息，长期以往，退化是不可避免的。”“十数年前一只羊只需30亩草场来养，更早一些玛多的牧草，养一只羊只需5亩草场，可是现在一只羊竟要100亩草场才养得活。这几个数字多么触目惊心。” 2003年玛多县被划入了三江源（黄河、长江和澜沧江）自然保护区，力争将三江源核心区变成“无人区”，这被认为是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关键工程。因此，玛多县的牧民和他们的牲畜被当作生态移民被迫离开了故乡。汉族干部以为只要对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实现“无人区”（类似“封山育林”式）的措施，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便可以得到恢复。更有科学家认为三江源生态环境可以在十几年的时间内得到恢复。 中国在大跃进中，大片森林被砍伐，大跃进之后开始修正错误，开始实施“封山育林”（把山区变无人区），人工植树，期望森林生态可以得以恢复，但是收效甚微。现在他们又把自己并不成功的经验带到了西藏高原。汉族干部根本不懂，牧民和他们的牲畜，也是三江源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强迫搬迁牧民和他们的牲畜，生态系统就不完整了，这个生态链就缺少几个关键的环节。只有重新让牧民重新回到草原游牧，才有利于退化草场的恢复，而且游牧不会产生草原超载过牧的问题。牧民逐水草而放牧，牛羊吃了新鲜的草，有利于草根系的发育成长。就像花园里的草地，要定时地割，草地不割就长不好。玫瑰花，每年要修枝，树木每年也要修枝，是一样的道理。牛羊的粪便又给草场增加了有机肥料。儒教祖师爷之一孟子说：“斧斤依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意思是说，按照时间的规律对山林进行必要的砍伐，这样森林才能茂盛，多得不可胜用。这是儒家所持有的取物不尽，取物以顺时的生态伦理观。孟子并没有说：“禁止斧斤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 三江源移民安置政策为：移民原有的牲畜全部卖掉，原有的草场10年内不再放牧；政府给移民提供每户45平方米的住房；10年内每年对每户移民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具体标准是：永久移民（草场上交）8000元，承诺10年不放牧的移民（10年后归还草场）6000元，无草场的移民3000元。中国政府从藏人手中用最低廉的价格获得了三江源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 罗康隆和杨曾辉在《藏族传统游牧方式与三江源“中华水塔”的安全》一文中指出“三江源曾是水草丰美，湖泊星罗棋布、野生生物种繁多的高原草原草甸生态区，被称为生态“处女地”。该区域内独特的地貌类型，丰富的野生动物类型，多姿多彩的森林与草原植被类型和秀美的水体类型，构成了亮丽的风景。”“三江源区域是我国最大的产水区，每年向黄河、长江、澜沧江下游供水600亿立方米。据我国水文部门测算，黄河总水量的49％，长江总水量的25％，澜沧江总水量的15％，均来自三江源区域。特别是黄河，几乎近一半左右的水量得由三江源区域提供。因而，该区域是三江全流域最重要的水资源供给地，这里被誉为“中华水塔”，名至实归。” 罗康隆和杨曾辉认为导致草原沙化和三江源的生态灾变的最主要的原因首先是从1983年开始的草场所有制的改革，对草原执行牧民“草场包干、牲畜作价归户、定额提留”的牧场责任制；其次是对矿产的无序开采，上世纪80年代大量无节制、无规律地开采黄金、煤矿等，给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带来了致命性的破坏；第三是在当地不适当地发展农业种植，如开垦草原种植油菜等。 玛多县蕴藏有丰富的黄金、煤、盐、硼等矿藏，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几十万外地人一窝蜂地涌入玛多，滥挖乱采黄金，大片草场被破坏，河床因此而干涸。王力雄当年正在黄河源区漂流，拍摄下许多照片，永久地记录了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争先恐后地从河水中挖沙淘金的景象。王力雄回忆说，照片上的淘金者，几乎都是回族和汉人，好像没见过有藏人参与淘金。 2013年6月3日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何伟在《三江源生态移民晒出心中的梦想》一文中，记载了对一位藏族老人的采访和他对“生态移民”效果的评价，令人深思：“尕查，61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昌麻河乡血麻村原支书：我在黄河岸边长大，见证了黄河源头生态变迁的历程：上世纪60年代，远山白雪皑皑，河水清澈流淌，草场长得好，牛羊吃得饱；80年代、90年代，一些山脉逐渐变成黄褐色，光秃秃的，河床多次干涸，我们守著源头没水吃，也没地方放牧；近几年草场尽管禁牧了，但沙化、退化、鼠虫害起来了，种草效果不明显。八年前，我村162户藏族村民作为黄河源区首批“生态移民”，搬迁到260公里外的果洛州府大武镇生活。我几乎每年都会回血麻村看看，村上共计草场50万亩，冬季草场占四分之三，而沙化面积占冬季草场四分之三，沙化一年比一年厉害。夏季草场沙化好一些，而岩羊、野鹿、野驴等趁虚而入，经常二﹑三百只一齐出动，把牧草快吃完了。” 尕查老人描述了三江源地区三个不同时期生态环境的真实面目： 第一个时期，二十世纪60年代： “远山白雪皑皑，河水清澈流淌，草场长得好，牛羊吃得饱”，达赖喇嘛尊者1959年离开西藏，这是他走后留下的生态环境的真实写照。 第二个时期，二十世纪80、90年代： “一些山脉逐渐变成黄褐色，光秃秃的，河床多次干涸，我们守著源头没水吃，也没地方放牧”。达赖喇嘛尊者离开西藏的二三十年后，1983年在藏区开始的草场所有制的改革，草场包干、牧民定居，对矿产的掠夺性地开采，导致整个生态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第三个时期，2003年后： “我村162户藏族村民作为黄河源区首批“生态移民”，搬迁到260公里外的果洛州府大武镇生活。”“近几年草场尽管禁牧了，但沙化、退化、鼠虫害起来了，种草效果不明显。”这说明生态移民的效果并不好。 中央财政部预算司的李萍、许宏才、蔡强和张琛在2007年考察青海省藏区后撰写的《关于青海省藏区财政状况的调研报告》，证实了尕查老人对黄河源三个时期生态环境变化的描述：“十年前这季节当地是雪峰连绵，现在除了阿尼玛卿雪山，几乎看不到雪山了。在巴颜喀拉山以北（主要是果洛），属三江源核心区和缓冲区，草场退化，草原沙化，高原上绿色很少，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多为枯黄色，主要是沙粒。一群群瘦弱的牛羊，啃食着贫瘠的沙地上长出的稀稀拉拉的茅草，牛羊的数量远少于玉树的核心区。公路两边，不时会见到干涸的河床和湖泊。从果洛返回西宁的途中，经过贵南县，这里已不属于三江源保护区，路边的草原可以用满目疮痍来形容，干燥、枯黄，夹杂着成片成片的沙漠，据说这些沙漠都是当年开垦草原种植油菜后形成的。尚未形成沙漠的草原上，密密麻麻地堆砌着老鼠打洞形成的小土堆，同行的刘应祥副厅长一路叹息。他告诉我们，由于长期以来人类的猎杀，老鼠的天敌如老鹰等大量减少，导致鼠害猖獗。老鼠在草原吃草根，打鼠洞，被它们破坏的草原很难恢复，时间长了，又是新的沙漠。生态环境的恶化有气候变化的原因，也与人类活动的影响密切相关。”“在甘德县境内，我们看到一大片沙漠，多达五、六万亩，原来都是大片的草原，后被开辟为军马场，之后又被开垦种植油菜。一两年后，由于天气干旱，油菜无法成活，地就撂荒了，很快就退化成沙漠。我们也看到，许多原来开垦的土地用围栏围了起来，长着新草，这是退耕地，正进行生态恢复，但退耕地的比例太少，并存在复耕的危险。同时，基础设施建设对草原环境的破坏也相当严重。一路上，我们看到修筑公路对草原的破坏，为了修路用土，施工人员从草原挖掘，公路两边的草原连绵着一个个不规则的沟、坑，几十年才形成的十多厘米厚的草皮随处丢弃，真是千疮百孔，惨不忍睹。” 三江源地区的掠夺性的矿产资源的开发在2003年之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在2010年4月14日玉树大地震后，对矿产资源开发的限制又开始松动，而政策的松动正是来自各级地方政府。2013年8月13日起，数百名矿工抵达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属传统康区）的三个乡：阿多乡、扎青乡、萨呼腾镇（原名结扎乡，是县府驻地），准备开始大规模开矿。来自杂多县各个乡的牧民和当地大学生三千多人，发出“齐心协力，誓死护土，绝不允许开采一块矿物”的口号，在被划为矿区的神山周围静坐抗议。他们将习近平于5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讲话“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要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制成标语牌，要求当地政府遵循国家宪法和习近平的讲话精神，停止开矿，停止一切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但是前来维护社会稳定的公安和武警，扔着催泪弹，他们将有习近平象和习近平的讲话标语牌推到，拿着枪和警棍，冲向了守护三江源的民众。他们抓捕和威胁抗议者，罪名是受境外敌对分裂势力的指使。看来这些贪婪的汉族和藏族干部是不会对子孙后代负责的，习近平的话讲得再好，下面的干部也是不听的。 尽管三江源在2000年就已经被青海省列为自然保护区，2003年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投资75亿元启动了三江源治理保护工程。但是到2017年，许多被破坏的生态环境根本没有得到修复，更准确地说，根本还没有开始修复工作。2017年8月30日新京报发表了首席记者刘旻的《三江源盗矿点仍未生态修复 土壤污染待治理》报道：“据国家环保部公告，中央第七环境保护督察组于8月8日至9月8日进驻青海省，开展环境保护督察。重点督察青海省党委、政府贯彻落实国家环境保护决策部署、解决突出环境问题、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情况。然而，记者在此次走访中发现，虽然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内的矿点都已被叫停，但开矿造成的山体沟谷仍旧大量裸露，采坑没有得到修复，正在形成的污染继续威胁着长江源头。”刘旻和首席摄影记者陈杰又在网络上发表更为详细的报道《被野蛮盗采的三江源：剥离了皮肤肌肉韧带，只剩发黑的血管》：“2017年8月2日，治多县，拍摄的非法盗采点扎苏煤矿其中的一个山谷，从高处俯瞰，整个山谷就像人类正行走在三江源的一条腿，可是皮肤、肌肉和韧带被剥离，只剩下凝固的蓝紫发黑的血管。”“2017年8月2日，治多县，非法盗采点扎苏煤矿，从空中俯瞰到的矿区部分采矿点，一处处剥离的山体由一条条矿道连接，绵延十几公里。”“2017年8月2日，治多县，非法盗采点扎苏煤矿，矿区的多个洗煤池蓄满了水，没有做任何处理，洗煤池直接有沟渠连接通向谷外，沟渠里有水流痕迹。”“2017年8月3日，治多县，盗采点尼雅西铁矿，山体被切开，表面的植被被剥离，切开的山体大面积裸露在外，随着大风和雨雪的冲刷，破坏面逐步扩大，进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人工选矿机被废弃一边，铁矿开采形成的矸石山、矿渣山已绵延成片，低处十多米，高处三四十米。其中几处有明显裂缝，存在滑坡隐患。”“2017年8月2日，治多县，非法盗采点扎苏煤矿，多处出现大面积山体塌陷。这是其中一处因不规范的采煤工作面导致数十亩的山体塌陷，黄色皲裂的山体，裂缝能有一人宽。”这就是三江源的真实现状。 气象资料显示，从二十世纪70年代开始，三江源的气温持续升高，平均每年增加0.2到0.4摄氏度（世界平均水平每年增加0.008摄氏度）。西藏高原冰川退缩，对亚洲、特别对中国危害很大，长时间干旱和大洪水的危险同时增加。以前长江源区的雪线为海拔4600多米，现在是后退到海拔5300多米，上升了700米。二十世纪90年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几乎每年发生断流，1997年断流长达226天。黄河断流与黄河源持续枯水有直接关系。目前三江源依靠人工降雨来增加水量。青海省制订了以格尔木为三江源地区飞机人工增雨起降场和利用能够适应高原地区的运-8飞机实施人工增雨的方案。据报道，2006年三江源人工降雨量约8亿立方米，人工降雨使得三江源区河流、湖泊水位下降和干涸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人工降雨会加速冻土层解冻，冻土层中储存大量的碳就会释放出来，增加气温升高的加速，同时也加速雪线上升。有资料显示，根据三江源地区生态治理和恢复的需要，三江源地区每年需增加降水量80亿立方米以上，所以在三江源地区还要增加人工增雨的手段和力度，要求中央财政支付必要的运行费用。 所以说，要恢复西藏高原的生态环境，要靠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的藏族人，而不是靠那些到藏区来想搞出一些成就的汉族干部。 陈洁在在《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第19卷1期，(2008/1 /1)上发表《青海省三江源退牧还草和生态移民考察－基于玛多县的调查分析》，指出三江源退牧还草和生态移民工程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一是补偿标准偏低，激励作用不强； 二是按户补偿的方式使得部分牧户在减畜和移民方面缺乏积极性； 三是部分游牧户没有纳入到生态移民的补偿范围内； 四是后续产业发展不足，移民户就业无门； 五是牧民融资困难，发展资金不足。 简单地说，实行生态移民，牧民人是移出去了，但是在安置地他们是就业无门，前途渺茫。如果生态移民的就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会影响社会稳定。 在西藏高原上安置生态移民的另一个办法，就是让藏人学习汉人的农业种植方法，实行水利灌溉，守著田地定居下来。 从1990年起到2017年在西藏自治区境内已经建造了120多座水库大坝（见附录），其中一些水库大坝工程的目的就是扩大农耕面积，实行灌溉农业，如年楚河上满拉水库，拉萨河上的旁多水库，如夏布曲干流上的洛拉水库。 … Continue reading 汉族农耕、定居文明和少数民族游牧文明的竞争 ——保护西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保护藏人的生活生产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