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才丹旺秋:

近來『人民日報』通過各種形式大肆宣傳，說最近在西藏拉薩發生的游行示威事件是一小撮人企圖恢復『舊的農奴制度』，這也是趙紫陽總書記在回答外國記者時所說的一句話。

對于這種說法我們不能不感到莫名其妙。我是一個西藏人，也就是阿沛晉美的文章中所提的僅有的四名西藏留學生中之一。作為一個懂中文的西藏人，我覺得自己有責任，在廣大中文讀者面前請問趙紫陽總書記和『人民日報』，到底是那一撮西藏人在企圖恢復舊的『農奴』制度？因為根據我所見過和聽過的無論是報刊雜誌，還是演講，甚至我們平時朋友間聊天時，我都從未聽過任何一個西藏人說他們渴望恢復舊的制度。因此，我們無從知道中國政府是根據什麼下了這個斷言。

這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說西藏的舊制度是什麼『農奴制度』是根本不符合西藏歷史的實際情況的。從敦煌發現的八、九世紀的古藏文文獻中，我們就可以找到一些當時普通農民間進行土地買賣的契約，這說明了西藏社會是從那時期就開始進入封建社會的。而在本世紀的西藏社會裡（指五九年之前）人民是完全有選擇居住地方和工作職業的權力的。

據統計，在貢布一帶的居民中至少有百分之六十是從康區移民過來的，而拉薩城裡居民更是來自全藏區。在西藏的各大寺院中，大部份高僧都是出生於中國政府所謂的『農奴』家庭，甚至西藏政府裡的一些高級官員也是來自這一階級的。因此，說西藏的舊制度是『農奴制度』是不符合事實的。這也如同中國政府天天宣傳說西藏的『農奴制度』裡『三大領主』隨便挖『農奴』的眼睛，但從全西藏舉不出一個被『三大領主』挖眼睛的『農奴』名字一樣，無非為了顯示自己是西藏人民的解放者和救世主，而對西藏文明歷史的歪曲和西藏人民的侮辱而已。

這裡我們且不去談西藏的舊制度是否『農奴制度』，首先必須澄清的是現在到底是哪一撮西藏人在企圖恢復舊的制度。對此，只要我們簡單分析一下當前西藏內外的社會基礎和各種政治勢力以及他們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便不難發現這種論調的荒謬性。

眾所週知﹕當前，在西藏的政治生活中，最令人注目的是達賴喇嘛，雖然達賴喇嘛是那個制度中的權貴人物，但他本人出生於貧寒的家庭，並在那個制度下只生活過他那短暫的年輕時代，而且無論從他的自傳，還是別人對他的回憶錄中，我們都可以發現達賴喇嘛從小崇尚民主制度。而他登基之後不久，他就開始草擬改革西藏社會制度的計劃，並在重重勢力的阻撓下曾為實現這些計劃而做出過他的最大努力。

達賴喇嘛流亡到印度之後，更是他大膽地為實現他所追求的政治理想而努力，他在徵求人民群眾的廣泛意見下制定了新的西藏憲法，這部憲法提出了崇尚人權、保證人民的各種自由等民主制度中的根本問題。而且按照這部憲法在人民的選舉和投票下產生了人民代表。

按照這部憲法，西藏政府裡的主要官員是由這些人民代表推選的，而不是達賴喇嘛指定的。達賴喇嘛還多次告訴人們要學會與不同政見的人共事的習慣。在七十年代初曾有一個從西藏越境逃到印度的西藏人在達賴喇嘛所住的達然薩拉宣布他要建立一個西藏共產黨，但達賴喇嘛卻說服群眾，他說這是我們自己制定的法律賦予他的權力。後來此人在達然薩拉建立了一個西藏共產黨，他還曾為了人民代表中爭取席位四處奔波。可惜的是後來要求入黨的寥寥無幾，幾年之後也就宣布自動解散了。我想通過這些例子人們不難瞭解達賴喇嘛的民主思想與他對實現民主制而進行的努力。特別令人值得注意的是，他曾多次指出西藏未來的地位和社會制度應由西藏人民決定，並表現在未來西藏社會政治生活中，他自己的位置是無關緊要的。如果政府所指的一小撮人是達賴喇嘛的話，那不僅是毫無根據的，也是謊誕不經的。

除了達賴喇嘛之外，在國外的主要政治勢力是西藏流亡政府和各種不同形式的群眾性團體。作為西藏流亡政府是上面所提的那樣按民主的方式建立並行使權力的。目前在流亡政府中的官職人員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五九年以後在民主社會的環境中受著民主思想的教育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西藏人。他們不僅具有強烈的民主意識，而且還常常批判西藏的舊制度，認為西藏淪為現在這種狀況的原因之一是，舊的制度沒有能夠很好地發展西藏的政治和經濟，使西藏長時期處於閉塞和窮困的狀態。至于那些群眾性的政治團體，無論是在印度，還是在歐美地區都按照自己的政治見解與西藏流亡政府進行聯繫。假如中國政府所指的一小撮是他們的話，這不僅沒有任何根據，而且是可笑的。

我想也許這一小撮人指的是最近在西藏拉薩參加游行示威的那些群眾吧！據我瞭解，這次參加示威游行的群眾是清一色的『翻身農奴』和他們的子女。如果中國政府認為他們在企圖恢復舊的『農奴』制度的話，那豈不是他們不願『當家作主』寧願當『農奴』了嗎？

更令人值得深思的是，在一個只有幾萬人口的都市裡，竟有幾千名群眾冒著槍林彈雨上街示威，如果只是為了恢復舊的『農奴』制度的話，豈不是說明那個『農奴』制度看來也並非像中國政府天天所描繪的那樣是『最殘酷』、『最黑暗』和『最野蠻』的嗎？要不就是今天的西藏社會比那個『農奴』制度更殘酷、更野蠻和更黑暗。否則他們為什麼要冒著生命危險去恢復那個制度呢？

令人感興趣的是，如果我們回顧歷史，便可以發現，從一九五九年以來每次動蕩中，只要西藏人一提起『西藏獨立』，中國政府立即會扣上一個『企圖復辟舊的農奴制度』的帽子。這次也不例外，游行的群眾只喊出了『要人權』和『西藏獨立』的口號，然而中國政府卻認為他們在企圖恢復舊的『農奴』制度。看來中國政府的眼裡『西藏獨立』是『恢復舊的農奴制度』的同義詞。如若真是這樣的話，人們得出來的結論豈不是舊的『農奴』制度下的西藏是獨立了嗎？

其實只要對中國政府有所瞭解的人都明白，這只不過是當他們在世界輿論面前陷於尷尬和無任何世人所能接受的理由時所慣用的手法而已。說什麼魏京生出賣國家機密情報何嘗不是同樣的做法。這種避開問題的癥結，而文不對題地企圖扭轉問題性質的做法是中國政府沒有辦法下的辦法，是愚弄世人的拙劣伎倆。

本文原載《北京之春》月刊（1988年3月，總第5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