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後“文革”運動
文/博紮瓦:
達賴喇嘛被迫流亡印度已有近半個世紀，中國全面接管西藏後，除了武裝鎮壓反抗者，還開展了針對包括平民在內的所有藏人的各種整肅運動，其中以爆發於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最為慘烈。這場由毛澤東一手發動的人類浩劫，雖然整肅目標並不只是西藏，但給西藏造成的災難卻是空前的。
發生在西藏的文革，不僅毀壞了不可計數的悠久而寶貴的西藏文化遺產，而且僅僅從殺戮人的生命以及剝奪西藏民族的尊嚴等，已將毛澤東本人從一個獨裁者推向了可與“惡”的化身——希特勒相提並論的境地。
毛澤東的死亡，促使了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結束。這場波及全西藏的運動也因此告一段落。鄧小平的上臺以及胡耀邦對西藏的視察，很大程度上緩解了中國對西藏的破壞運動，甚至還出現了修復被破壞的寺廟、釋放政治犯、允許境內外藏人相互探親等現象。但由於文化大革命所帶來的種種災難性的後果，使很多普通藏人至今心有餘悸，或談虎色變。儘管文化大革命給西藏留下的諸多痕跡，就像核爆炸後的輻射清理工作，似乎已被官方清除無遺，但稍微留心，就不難在西藏到處發現文化大革命的大量跡象。
西藏女作家唯色利用她父親留下的西藏文革圖片所著的圖文書《殺劫》，給我們揭開了拉薩這座佛教聖城在1966年至1976年期間慘遭浩劫的黑幕，甚至對許多人而言，引來了猶如像發現龐貝古城般的驚歎。這是因為由於中共對西藏所實行的禁閉政策，居然在中國內外有很多人認為，西藏至今大量尚存文化遺跡的原因，是沒有實行文化大革命所致。
文化大革命在西藏的“使命”就是徹底摧毀西藏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舊傳統、舊道德”。作為西藏乃至世界範圍的善男信女們精神支柱的達賴喇嘛，雖早已流亡他鄉，但在“文革”期間甚至早于“文革”數年之前，從未倖免對他個人形象的種種毀譽性的強烈攻擊。由於被指責為“封建農奴階級的總根子”，中共的西藏當局責令達賴喇嘛的原畫師繪製了許多醜化、批判達賴喇嘛及十世班禪喇嘛的諷刺漫畫。
文化大革命對人的尊嚴的踐踏程度可謂登峰造極，就連當時拉薩很多小孩子對罵的口頭禪便是指責對方是“達賴、班禪的走狗”。我想，開明大度的達賴喇嘛在知道這類事情後，肯定會不以為然，甚至會給於當時那些無知的批判者以無私的憐憫。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一言九鼎的鄧小平為在其有生之年完成他的“統一大業”，很大程度上扭轉了中共對待達賴喇嘛的野蠻姿態。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在西藏似乎也默許了人民對達賴喇嘛公開的崇拜，拉薩的大昭寺附近也出現了出售達賴喇嘛相片的攤位。由於達賴喇嘛在西藏的影響力甚廣，甚至出現過漢人淘金者沿街叫賣達賴喇嘛的相片。
忽冷忽熱的中國西藏政策，並沒有像他們的預期那樣奏效。自從共產黨中國為獲得西藏全境控制權，不惜實施各種殘暴的鎮壓手段，使很多藏人並沒有感覺到中共在文化大革命以後對西藏人民有了一種“懺悔”，或者說並不相信這種“懺悔”會有多少真誠度，更不相信這種來自異族的壓迫會消失，因此藏人長期積蓄的憤怒終於爆發於1987年的拉薩。人民借機在部分恢復的宗教集會上，與大量僧侶共同向世界宣佈了西藏“絳紅色革命”的開始。這場突如其來的反抗運動，由於中國新生統治者的無措，而使運動一直持續到了1989年，直到引發大規模的武裝鎮壓。
拉薩的混亂局面和民心的全面倒向，使中共的矛頭對準了達賴喇嘛，他們聲稱達賴喇嘛是這場“騷亂”的始作俑者，掀起揭批達賴喇嘛的後文化大革命運動。
1989年，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而這種“騷亂製造者”與和平獎獲得者的雙重身份，使中共無言以對大陸中國的江東父老，於是在那段時期，因為缺乏說服力，乾脆又對達賴喇嘛的宣傳，來了個“冷炒冷吃”的處理。
隨著達賴喇嘛和他的非暴力和平解決西藏問題、進而明晰為“中間道路”解決西藏問題的思想，也即西藏在中國範圍內獲得真正意義的高度自治的思想，以及他長期在世界範圍宣導和平、慈悲、非暴力等等，使達賴喇嘛的影響力在全球空前卓著，甚至具有現代世界精神領袖的地位。
國際輿論的壓力使得中國不得不以各種秘密或非官方的接觸方式，與達賴喇嘛的特使進行來往，這就是已經6輪卻無效果的藏中談判。
中國的西藏問題策略在國際上陷入愈發尷尬的境地，而藏內外藏人所採取的各種方式的反抗運動，又使得中共惱羞成怒，於是中共的宣傳槍口再次對準了手持橄欖枝的達賴喇嘛。就在2002年恢復藏中談判之後，隨之愈演愈烈的是，中共乾脆利用與文化大革命如出一轍的方式，開展了對達賴喇嘛更進一步的指責、攻擊甚至漫?的“揭批”攻勢，把西藏的後“文革”運動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
這場西藏的後“文革”運動的一個重點，起始於中共介入並最終剝奪尋找十世班禪轉世靈童的純宗教事務。由於達賴喇嘛從受到中共監控的靈童尋訪小組所提供的名單提前認可了真正的班禪轉世靈童，中共大為光火，為做出與達賴喇嘛毫無共同語言的姿態，不但另立靈童，甚至將真正的班禪轉世靈童置於人間蒸發的境地。十足荒謬的是，名不正、言不順地介入藏傳佛教事務的中共居然歇斯底里、賊喊捉賊地指責達賴喇嘛介入宗教事務！在其媒體上大做文章，說達賴喇嘛“破壞藏傳佛教”；並召集西藏各地的“統戰人士”深入揭批，一些“統戰人士”因揭批力度不夠或發言不當，還遭到了被貶官或降級的處分。而被藏人稱為“甲班欽”（意為漢人的班禪）的“假班禪”，迄今仍然遭到全藏地藏人廣泛的不信任，以至於在班禪主寺所在地的日喀則，官方不得不利用利誘、脅迫及恐嚇的手段，召集民眾和僧侶歡迎時不時回鄉亮相的“甲班欽”，來解決“甲班欽”的人氣危機。
藏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的反抗被武裝鎮壓後，並沒有停止大規模地公開信奉達賴喇嘛的活動，帕廓街出售達賴喇嘛相片的攤位、拉薩東郊舉行紀念達賴喇嘛誕生日的活動以及公開佩帶達賴喇嘛像章等一直堅持到了完全被嚴禁的最後。
在第五次和第六次藏中談判左右，西藏所謂“揭批達賴”的運動到了“極其深入”的地步。西藏的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大中小學校和所有居民委員會、各地鄉村乃至寺院內，到處張貼著文筆如出一轍的揭批信，甚而至於，在報紙上刊登的駕駛員招考公告也要求“揭批達賴”，如2007年10月12日的《拉薩晚報》，就登了一則中共西藏拉薩市紀律檢查委員會的駕駛員招考公告，其中規定：“直系親屬和對本人有重大影響的旁系血親參加反動組織，從事顛覆國家政權活動的，是達賴集團成員或同情支持達賴集團的，不得報考。”
綜觀西藏的後“文革”運動，是具有明顯的針對性的。後“文革”的第一目標就是要摧毀民眾對達賴喇嘛的信仰，以此試圖解決中共在西藏的尷尬並且掩蓋西藏問題。然而，作為具有諸多轉世活佛傳承系統的藏傳佛教，即便沒有達賴喇嘛，還有各教派的精神領袖等許多高僧大德；即便沒有現實世界的活佛，還有心中的諸佛菩薩。槍桿子是無法消滅人類的精神世界的。
與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一樣，千奇百怪、光怪陸離是西藏後“文革”運動呈現出來的一大現象。由於在班禪轉世問題上吃虧多多，為了試圖根本性地控制西藏的宗教事務，無神論者的中共居然頒佈了關於轉世活佛認可規定的法令，向世界宣佈從今往後將由中共來決定誰是真正的活佛。在此之前，各藏地居然還出現了一種叫“活佛證”的證件，這種做法也是在向世界宣佈：只有萬能的共產黨說你是活佛，你才是活佛，不然不算。
與文化大革命一樣，西藏的後“文革”運動也有“擴大化”的跡象。就在陳奎元擔任中共西藏的第一把手時，曾下令禁止與藏傳佛教、西藏宮廷音樂有關的所有民族文藝出現在官方的媒體上，就連囊瑪、堆謝等民間音樂形式，在陳的任職期間，也是不敢被西藏的電臺電視播放的。
甚至還出現了反環保的潮流。西藏部分地區有穿著動物皮毛的習俗，由於近年來各地政府攀比成風，形成炫耀野生動物皮毛的惡劣風氣。隨著社會的變革和國際保護野生動物運動的影響，更因為佛教關愛生命的思想，達賴喇嘛在2006年的一次法會上，呼籲藏人停止穿戴野生動物皮毛，得到了全藏區人民的一呼百應，各地接連焚燒自家皮毛，其中尤以西藏安多地區最為隆重。而中共似乎仍然在“貫徹”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對藏地人民自發的環保運動，採取了冷炒熱壓的高壓政策，即由於缺乏反對環保的說服力，一面對該事件本身作宣傳上的“冷處理”，一面採取動用軍警抓捕帶頭燒皮毛者的高壓政策，一面責令各級官員及媒體主持人穿戴珍稀動物皮毛，以顯示“反對達賴”的決心。安多的青海電視臺主持人及拉薩市委書記在當時穿戴珍稀動物皮毛就是兩個例子。
比較當年的文化大革命與今天西藏的後“文革”運動，雖然同樣具有災難性後果，但毛的文革並不只是針對達賴喇嘛而言；而西藏的後“文革”運動，從其目的和方式來說卻是十分明確而單一的，不加絲毫掩飾地直接對準達賴喇嘛，較之臺灣問題，同樣的“統一大業”，採取的是不同的策略。“老太太吃柿子——專揀軟的捏”，陳水扁作為中國頭號的“分裂分子”，卻無緣享受與達賴喇嘛同樣的被“揭批”待遇，這固然是因為西藏已牢牢在手，而臺灣尚未“解放”。
西藏的後“文革”運動甚至暴露出赤裸裸的殖民者的面目。如對待民族傳統文化，同樣是“優秀”的，藏人的和漢人的就是不一樣，擁有較深民族文化功底的藏人官員或得不到重用，或遭到貶官和“調離”的下場；降低或消除民族文化對年輕人的影響；限制民族語言文字的發展，甚至有漢人官員認為，是否懂得藏文就是思想是否反動的一項標準。漢人的國粹在被繼承和發展的同時，藏人文化的傳承或被歪曲或被取消。2007年的拉薩雪頓節便是一例：拉薩所有學校嚴禁在雪頓節期間放假，以此來試圖消除民族文化對年輕藏人的影響和凝聚力；甚至在報紙上直接發佈禁止人民參加宗教活動“甘旦安曲”（燃燈節）的告示。
由於民族歧視和不信任，也造成在西藏的後“文革”期間，出現了諸如普通藏人辦理中國護照相當困難的現象；一些藏人曾因“政治問題”有過被監禁的經歷，釋放後被當局拒絕發放“良民證”（身份證），以至於藏人們戲謔地抱怨說不是藏人不願意做中國人，而是當局不承認藏人是中國人。
從時間段來說，中國全面影響下的西藏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時期到鄧小平上任前；西藏的後“文革”，是從西藏的“絳紅色革命”之後，到迄今仍在持續。兩者之間有一段被稱為藏中“第二次蜜月”，即八十年代初期，使得一些中國官員認為藏人是“軟硬不吃”而愚蠢地堅持強硬到底，可一味強壓是絕對不會征服人心的。中共若能順從天下民意，給予藏人真正意義上的自治，給予藏人充分的民族尊嚴，給予藏漢兩個民族在一個國家框架內真正意義上的平等關係，那麼，或許兩個千百年來世世相鄰的民族，將舉杯共飲和平慶功酒，共用安樂和諧世界，否則，類似於西藏的後“文革”運動，對於中共只會是一場害人不利己甚至引火焚身的戰爭。
博聞社 北京時間：2007年10月22日20時57分 發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