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問題的根源及解決之道

文/達瓦才仁:

中共統治西藏四十年的簡單回顧

中共統治西藏四十多年，通過民主改革和文化大革命等，將歷史上以互相尊重為主流的漢藏民族間的關系變成民族矛盾日趨激化，漢藏民族相互怨恨且面臨爆炸的境地。其中一個主要的問題是對藏人的屠殺，許多的中國人不承認這點，但承受屠殺的西藏人不會由於你不承認就忘卻過去。何況，西藏人口大量的減少應是不爭的事實，如班禪喇嘛的七萬言書以及中共的人口統計中也能窺見一斑。比如說﹕所謂西藏自治區的人口數根據中國政府一九五三年公布的有一百二十七萬（其中當時西藏政府控製的地區一百萬，中共昌都解放委員會控製區二十七萬，這個數字藏人一致認為少估了實際人口數。但即使以此為基點，一九六四年底由中共公布的西藏自治區人口數為一百二十點八七萬，其中藏族佔百分之九十六點六也即一百一十六點六萬左右。這樣在這十一年半（因一九五三年人口普查日期是七月一日，故人口數會略少於年底人口數）中，藏人人口減少了近十一萬。這還不夠，因為在這十一年半中還有人口自然增長，根據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中西藏自治區藏人人口百分之二點一二的增長速度（低於其他地區藏人百分之二點四二的增長速度），在這期間應該有二十五萬左右的人口增長，因此實際上一九六四年西藏自治區藏人人口減少的是三十五萬以上，其中減去逃亡國外的幾萬人口（因還有大量從西藏自治區以外逃來的藏人，故難於估算其中究竟有多少是來自西藏自治區的），這十一年裡，僅僅在西藏自治區就有三十余萬人口損失。而藏人人口損失最嚴重的還不是所謂的西藏自治區，而是自治區以外的西藏地區。如『中國人口—-青海分冊』中的記載的玉樹六個縣在此期間人口減少百分之三十，果洛六個縣人口減少百分之七十等等，根據這些記載，當地十幾個縣的青壯男女幾乎完全被斬盡殺絕。然而中共的血腥屠殺不能使一個優秀民族屈服，僅僅是在兩個民族關系史上劃上了一個長長的傷口，這個傷口到現在仍然在流血，經常聽到中國人要求日本道歉，我就想，中國是不是也應該考慮對西藏道歉並作出賠償。

另外，就是妖魔化西藏。中共是以大救星的身份進入西藏的，但它基本上是帶著一張嘴，背著一枝槍進西藏的，在中國本土，他可以打土豪、分田地來收攬人心，但在西藏卻很難實施，除了『和平解放』的因素，還有一點就是西藏的土地完全歸政府所有，根本就不存在私人所有的土地，而政府將這些土地和生產資料以支應烏拉差役為條件世世代代由這些農民（中共所謂的農奴）世襲繼承。而以交通運輸為主的烏拉差役，隨著中共將公路的修通，事實上大大的減輕。因此，中共原來靠打家劫舍，殺富濟貧收買人心的招數在西藏已經發揮不了多少作用了。

而中共若要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必須是能給藏人帶來很大的利益，並具有明顯的優越性，但至少在中共佔據西藏的頭二、三十年內，中共沒有這個能耐，因此采取下三流的手法，即貶低對方以此抬高自己的地位，這一點中共至少在對西藏幾乎毫無所知的中國人當中獲得了一定的成功，即使生活在最低層的鄉下人，到西藏後馬上盛氣凌人，即使當苦力也自視高人一等，除了廣為宣傳的中國文明、先進的等優越感，事實上西藏的情勢也加強了這一優越感。由於西藏的一切資源完全為中共政府佔有，而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幾乎完全沒有能力使用這些資源，甚至連最簡單的發一封信都做不到—除非他首先學會中文。所以，中國人救世主的社會氛圍加上中文社會壟斷一切，那些中國人雖然來到另一個民族地區，但仍然如魚得水，干什麼都是游刃有余，而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卻步步受困，處處踫壁，這一切使藏人天然地處於絕對劣勢的地位，在這樣天然不平等的環境下，任何所謂照顧等不僅顯得虛偽且與事無補。

中共喜歡談西藏四十年來在經濟上取得的成就，這也是扮演大救星的一個組成部分，八十年代以後為了裝的像一點而確實投資了一些作秀工程，從西藏整體而言，雖然絕大部分的鄉村總體上仍然沒有電，但和四十年前相比較，在各中心城市以城市建設為主的建設是有目共睹的，且不說這種建設不一定會對藏人帶來利益，而且即使有一些建設也是應該的，因為整個世界都在高速度的發展，以往歷史上幾百年甚至上千年才能完成的事業，隨著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興起的新技術革命和所產生的深遠影響使人們可以在幾十年甚至幾年內就能做到，所以，拿這一時期的發展和五、六十年代以前比從宏觀角度而言是沒有意義的，同時，這幾十年來的高速度發展與社會製度的優劣並沒有直接的聯系。比如，二次世界大戰前發達國家的人均產值在一千元左右，到八十年代猛升之一萬元左右，其中美國的人均產值一九四○年是一八八六元，到一九八三年升為一三八八七元；蘇聯在這一時期人均產值也從五一○—-五二四美元升為二六五五美元，日本從五五四美元升為八九七三美元，與西藏相鄰的印度、尼泊爾、不丹的資料沒有找到，但有一點可以說明的是四十年代比西藏落後的不丹和尼泊爾的西藏文化圈的那些地區，其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已經遠遠超過西藏。正當這些國家和人民，不管其社會製度有什麼不同，都在隨世界經濟的發展而發展之時，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八十年代初在西藏卻大聲呼吁要爭取在三、四年內使人民的生活水平達到五九年前的水平，從這一點而言，一些藏人認為中共對西藏的佔領使西藏喪失了隨世界經濟高速度發展而獲得更大利益的機會也不能說沒有道理。

總之，在過去的四十年裡，中共殃國殃民，剝奪信仰自由、踐踏人權等眾所周知的事實而外，就是貪天之功為己有，並實實在在地將屈辱與怨恨深深的留在了每一個藏人的內心深處。

現在需要的是怎樣消除這些對漢藏都不利的因素，而不是巧言善辯，推卸責任。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從根本上做起，枝末細節的改革很可能無濟於事。

二十一世紀的西藏問題

從現在的情況而言，西藏問題在二十一世紀將繼續存在，而且不排除在一定的條件下激化的可能性。在西藏的中國籍官員是中共內部堅決反對和談並支持高壓政策的一股力量，縱觀他們反對和談解決西藏問題的理由都是推測性或指鹿為馬，因此不難看出他們反對和談並不是從民族和解的角度考慮，似乎更主要的是出於個人的怨恨和利益所驅使，由於這些在西藏的中國人對藏人直接行使鎮壓，也直接承受藏人公開或暗地裡發泄的怨恨，包括與藏人干部之間的沖突等等，所以他們更多的似乎是出於與對手交勁的心態，將和談解決西藏問題視為由他們所實施的高壓政策失敗或向藏人低頭認輸以及對藏人的反抗行為示弱的表現。當然更深層的原因仍然是利益的驅使，因為這些中共官員一旦離開西藏，隨著失去的就是幾乎可以為所欲為的絕對權利和利益，現在中共出於需要他們壓製藏人反抗的需要，對他們的為非作歹采取容忍甚至放縱的態度，從中所獲得的利益和權威滿足感使這些中共官員表現為仇視藏人並反對對藏人的任何讓步。

但是這種行為除了進一步加劇矛盾和增加沖突的可能性而外並不會有任何正面的結果，無數的歷史事實已經證明，民族矛盾靠拖延和高壓政策是難於長久的，拖的越長，後遺癥越大，暴發出來的破壞力就越強。而作為西藏政教領袖的達賴喇嘛的健在是解決西藏問題、化解民族仇恨，為未來平等和睦相處奠定良好基礎的最佳時機，作為第三核心的江澤民應該不會看不到這點，通過和談解決西藏問題，即可以避免中國人不願意看到的分裂，又可以滿足西藏民族的生存、延續、發展的強烈願望，更主要的是可以籍機化解兩個民族間的怨恨，建立互信。

民族間的怨恨不消除，雙方相互戒備，就永遠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間的和睦平等相處，也不可能長久的保障雙方民族各自的切身利益，現在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說中共所以找籍口不談判，是因為達賴喇嘛年事已高，言外之意是達賴喇嘛圓寂後，西藏問題就不成為問題了，中共如果真的在打這種幼稚、荒謬的如意算盤，無疑是錯估了問題的本質，不說達賴喇嘛現在不過六十余歲，身體健康，在現代醫療條件下，活八、九十歲完全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而要等八、九十歲還要二、三十年，歷史真的會給中共二、三十年的時間？

更主要的是，西藏問題的實質本來就不是有關達賴喇嘛的地位或達賴喇嘛在那裡和中共過不去，當然更不是恢複舊製度的問題，所以，也不僅僅是信仰自由或民主的問題，沒有一個西藏人幻想過要恢複舊製度，自由和民主製也遲早必然會降臨於西藏這片土地，而二十一世紀西藏民族面臨的首要問題應該是一個民族求生存的問題。

從目前中共在西藏倒行逆施的情況來看，如果中共繼續殖民西藏，其最終的結局可能就是慘烈的民族沖突，這種結局我認為是難免的，因為西藏不同於其他地域，西藏的氣候和地理環境以及藏人散居二百多萬平方公裡的土地上以及西藏民族是一個擁有千年古老文明之深厚文化背景的民族等事實，中共不可能短期內完成同化徵服的工程，雖然可能會在一些中心地區造成移民佔據統治地位的狀況，但除了加劇藏人的民族生死存亡的憂患意識和在絕望中采取激烈手段等而外，並不會有預期的結果，如此則對西藏和中國都不利，退一萬步講，即使中國真的實現了對藏人的最後的徵服，也要想一想，這種徵服必要嗎？

（本文是作者在『二十一世紀中國國是研討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