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 21, 2018
   Posted in 評說西藏
发布者 Passang Dhondup

文/拉姆曲珍

最近,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强​​调中国宗教独立自主自办,宗教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与所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走本土化道路,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白皮书还指出,中国根据宗教发展变化和宗教工作实际,走出了一条依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促进宗教关系和谐、发挥宗教界积极作用的成功道路,并将一如既往地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等等。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的显示与中国宗教领域里的现实状况之间有天壤之别。坦率地说,该白皮书纯粹是在指鹿为马,颠倒是非,它不仅在蒙骗国内自己的民众,而且在试图欺骗国际社会。虽然,这是中共一贯表演的伎俩,不足为奇,但此次施展的新伎俩更拙劣、更荒唐。公正的旁观者看看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这世界三大宗教,及其信徒目前在中国境内所面临的绝境及前所未有的恐惧和灾难,使该白皮书编制的美丽谎言不攻自破,将会理屈词穷。

关于中国内地基督教

基督教的传统认为多马或巴多罗买是最早将基督福音带到中国的人。较确切的历史记载是公元635年,唐朝初年,唐太宗贞观九年,基督教初次来到中国。基督教第二次来华传播为元朝“也里可温”的发展。 “也里可温”亦称也里可温教,是元朝蒙古人对来华基督教及其信徒的统称。基督教第三次来华传播是明末清初。第四次来华传教是在鸦片战争后到 19世纪末,这期间在中国建成五大传教区、发展教徒达70多万人之说。

据悉,目前在中国约有一亿基督徒,与成为全世界基督徒人数最多的国家相差不远,其中未注册的教会占总数的一半。而且,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时,中国基督教的人口大约只有200万,而近四十年后翻了40-50倍。据说,目前仍然在以年增长率为5%的速度在发展。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中国很有可能到2030年将成为全球基督徒最多的国家。

然而,不难看出在中国基督教不但不受中国当局欢迎,反而始终保持高度的戒备政治取态,并试图控制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尤其是对未在政府注册的地下教会和基督徒聚会进行前所未有地管控打压。自2014年初开始,浙江省当局强行拆除省内基督教堂顶部矗立的十字架,甚至夷平整座教堂。2015年7月,浙江省已有一千七百间基督教堂的十字架被拆走。教堂的十字架被拆后,取而代之的是一面五星红旗。强拆导致政府与信众严重冲突,不少信徒因守护教堂被刑事拘留,更有流血,甚​​至丧失生命的事件在频频发生。如;2016年4月14日,河南省驻马店市新蔡县关津街北头基督教堂负责人李建功牧师和妻子丁翠梅,因阻止教堂被强占,遭当地流氓地痞以运土车推入土坑,活活被土掩埋,其中丁翠梅身亡,李牧师从坑内逃出,保住了生命。

2016年2月,宁波金华城区基督教会包国华牧师及其妻子邢文香等12人,以所谓的职务侵占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非法经营罪,以及隐匿会计凭证等4项罪名遭到重判,其中包国华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邢文香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这起迫害案被视为浙江强拆十字架运动中最为严酷的镇压行动。

总之,中共政府全面实施基督教中国化,本土化政策,对基督教的迫害日甚一日,数千座教堂及十字架被拆除,大批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被抓捕。中国基督教会正遭受着残酷、血腥的迫害。基督徒中有的被监禁坐牢,有的受酷刑折磨,有的四处逃亡、妻离子散,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残、致死。被称之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的浙江温州是基督教受中共迫害的典型地区。难道这就是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吗?

关于新疆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进入新疆地区最早是在公元十世纪初,其传播活动与伊斯兰教势力在中亚的发展关系密切。历史上维吾尔族称“回纥”或“回鹘”,是属于突厥游牧部落的一支,后建立君主制汗国,接受伊斯兰教,并以武力加以推行,经过一系列军事行动,最终战胜了于阗(今新疆和田地区)一带的佛教势力,在南疆确立了伊斯兰教。

目前,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人口约3000万,其中人口最多的是回族和维吾尔族。伊斯兰教分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宗派,中国的伊斯兰教除塔吉克族信奉什叶派的伊斯玛仪派,莎车县一小部分维吾尔族信奉什叶派派的十二伊玛目派外,主要是逊尼派。

如今,新疆地区维族伊斯兰教徒是受中国宗教迫害的主要地区之一,中国政府打着反分裂主义和反恐怖主义的旗号,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正进行着一场摧毁性的宗教镇压。当局对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任命、可兰经版本的使用、宗教聚会的举行地、在宗教场合里所发的言论,以及个人仪表等进行严格管控。如;每个清真寺有政府专门供养的神职人员,另外还有一个干部承包一座清真寺,负责不许外面的人、年轻人、名额以外的人进来礼拜。自2013年以来,新疆自治区政府大力宣传“宗教极端思想”的危害,并极力防范其影响,便采取相当粗鲁的政策,将维吾尔妇女蒙面和戴头巾、男子留大胡子等现象一并归入极端宗教思想之列,禁止蒙面和戴头巾妇女、留大胡子男士进入事业单位和公共场所,更严重的是被迫让维吾尔族穆斯林吃猪肉。这种粗犷的行经不仅严重侵犯了人权,而且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大相径庭。

最为极端的是,文革期间中共干部强迫阿訇在清真寺养猪,现在新疆地区当局却逼迫阿訇上吊,或关押、判刑等,使维族地区阿訇变得越来越少。那些以国家当局或中共不认可的方式来信奉宗教的活跃人士,均遭逮捕、虐待,甚至被当局冠以所谓“民族分裂主义”或“恐怖主义”罪而处决。中共新疆自治区的党委书记曾承认当局已在2004年年初起诉了22个团体和个人涉嫌于“分裂和恐怖活动”的案件,并已对50个人判刑,包括一些在当时还未执行的死刑。新疆是全国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而处决最多人的省份,自1997年以来,已处决了200多人。难道这就是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吗?

关于西藏佛教

佛教从印度传入西藏始于公元四世纪中叶,藏王拉托托日念赞时期,西藏开始出现象征佛陀身意语之“玄秘圣物”。后弘藏传佛教文献却称,佛教在西藏始于公元七世纪中叶,第三十三代藏王松赞岗布时期。无论怎样,佛教在雪域西藏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代一代繁衍不息,发展壮大。从翻译经典到创宗立派;从道场林立到高僧辈出,不仅影响西藏社会,而且主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自上世纪末,在达赖喇嘛尊者的极力传播下,藏传佛教从喜马拉雅山走向世界,同时对促进世界和平,净化人类心灵做出了极大贡献,开启了划时代璀璨的人类历史篇章。

尽管如此,但佛教对无神论中共而言,已成为心头大患。因此,当局试图让藏区各教派寺院与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尊者间彻底切断关系,让藏传佛教徒跟共产党走,不能跟达赖喇嘛走,从而不断宣传藏传佛教要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并在寺院里大肆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企图把藏传佛教改造成“党传佛教”。

为了全面尽快地完成藏传佛教改造成“党传佛教”这个重大任务,全藏区每个寺院派遣驻寺干部。驻寺干部越俎代庖寺院各项事务,同时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党的政策完全代替了大藏经。神圣幽静的寺院已变成爱国主义教育场所和旅游景点。仅仅在西藏自治区的1700多座寺院中,驻寺干部就达7000多人,一些噶举派寺院被鹊巢鸠占后,驻寺干部比寺院出家人还多。甚至有些寺院在军警和驻寺干部的双重打压下,完全被关门了,如;比如县塔摩寺、热丹寺等。凡未能通过“爱国主义教育”考试的僧尼被开除,随后僧舍也被拆除。

达赖喇嘛尊者确认的西藏第二大宗教领袖第十一世班禅根敦确吉尼玛在他六岁生日时被绑架失踪,被迫失踪达23年,目前仍在失踪中。第十一世班禅根敦确吉尼玛是世界上强迫失踪案中年龄最小,地位最高,失踪时间最长的一位。一个六岁的孩子何罪之有?一位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宗教领袖何罪之有?中共犯下这些恶贯满盈的罪恶,并无所顾忌,装聋作哑20多年,现在已经到了该做出合理解释的时候了。

中共肆无忌惮地推翻达赖喇嘛尊者确认的真班禅根敦确吉尼玛,蛮横无理,不顾藏传佛教法规和文化传统,不顾西藏人民的感受,弄虚作假,偷梁换柱,一意孤行指定政治假班禅,并极力在藏区包装推销假班禅,强迫西藏民众无条件地接受并信奉假班禅。同时还玩弄假班禅,把假班禅搬出来让他批评泛滥成灾的假活佛,贼喊捉贼,把活人当做工具任意使唤,这种荒唐之举弄得假班禅不仅尴尬至极,而且让全藏人啼笑皆非。

中共当局为了自身的政治需要,极力诋毁达赖喇嘛尊者数十年。指“达赖是一只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粗口大骂,结果适得其反,归根结底反而骂出自己的本质。中共当局不仅自己诽谤达赖喇嘛尊者,而且强迫让藏区各寺院出家众公开批评藏人今生与来世之祜主达赖喇嘛尊者,甚至让僧尼脚踩尊者法相,立誓不再信奉达赖喇嘛;禁止境内藏人供奉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法相,取而代之的是中共领导人毛、邓、江、胡、习的头像。若发现有人供奉尊者法相,被判刑是无法避免的。

当局还制定《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借此党政干部高价出售活佛指标,大量制造假活佛,以假乱真。同时,对具有地区性和全国性影响力的真活佛拒之门外,或者让他们干脆早早“圆寂”,从根本上毁灭转世仁波切这个藏传佛教存在的基础;限制藏人出家,还极力把寺院及宗教场所推向商业化,世俗化方向发展,旨在彻底毁灭藏传佛教。

目前,世界最大的佛学中心喇荣五明佛学院先后遭到四次大规模强拆:2001年6月份, 2200多间僧舍被拆除;2002年4月份,拆除了20多间僧舍;2016年7月份,共拆除4725间僧舍, 2017年4月份,强拆僧舍3225间。在拆除僧舍的同时,相应每次强行驱逐数千名寺院出家人。当局下令佛学院人数必须控制在5000人以下,这就意味着近七成出家众要被迫离开佛学院。被驱逐佛学院的尼姑集中在一定场所,强迫让他们接受政治教育。更极端的是,让这些出家尼姑穿军服,被迫让她们唱爱国歌曲,还让出家尼姑穿着袈裟上舞台,让她们边唱赞歌边跳舞,等等。难道这就是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吗?

中共除了迫害上述这三大宗教之外,对法轮功的迫害也是前所未有的。据悉,1999年6月7日,江泽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关于抓紧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的讲话,把法轮功的产生和迅速传播说成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同我党争夺群众、争夺阵地的一场政治斗争”。江泽民密令“610”对法轮功要“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对于不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打死算自杀”、“打死白死”、“不查身源,直接火化”。

如此迫害致死者达三千多人,被活摘了器官以牟暴利而致死的更是不计其数,目前也无法统计,非法判刑、劳教、关进不同形式的洗脑班者达到百万以上,致残者、关入精神病院或监狱者、涉及数百种酷刑者等不甚枚举。中共内部几乎各级党政系统都参与了对法轮功的非法镇压,而江泽民是残酷镇压法轮功的罪魁祸首。同时中共还对新兴的小宗教,被定性为“邪教”而彻底铲除。难道这是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吗?

中共为什么迫害境内各大宗教?

中共迫害基督教的主要原因,认为西方势力在中国推行基督教,搞宗教渗透,搞意识形态对抗。担心基督教在意识形态上同化中国,担心被基督教控制。中共始终认为基督教带有宗教殖民、西方文化入侵的色彩,更担心的问题是,中国的基督教一直以来拒绝与中国文化同化,并且表现出对政治的极大兴趣,在总体上与政府处于较量地位,再加基督教在中国惊人的发展速度等。由此不难看出,中共打压内地基督教徒是担心他们会干涉国家政权。

至于伊斯兰教,近年来,随着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活动的加剧;近年来发生在新疆地区极端伊斯兰恐怖袭击数量逐渐增多,以及中国境内伊斯兰教阿拉伯化和极端化趋势抬头,使中共对伊斯兰教的观感出现恶化,甚至产生恐惧。尤其是在地理位置上新疆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活跃地区阿富汗比邻而居,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共同的人文特征,已成为中共既无法改变,又需要面对的心头大患。自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后,中国一直企图把维吾尔人的镇压归入全球 “反恐战争” 的一部分,从而在世人面前打压维吾尔族伊斯兰教徒的理由顺利成章。所以说,中共打压新疆维族伊斯兰教徒是担心他们在威胁国家安全。

佛教,这里指的是藏传佛教,以及仁波切是西藏社会的知识阶层和领导者,是西藏精神世界的主导者,藏传佛教对西藏民族而言,是民族凝聚力的主要精神纽带。尤其是以达赖喇嘛尊者为主的西藏高僧大德在境外领导流亡藏人,不仅继承了完整的藏传佛教,而且把藏传佛教弘扬到全世界,在人类文明交流、和平共处事业上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功绩。同时,西藏民族从封闭的雪域高原走向世界各地,新一代藏人的民族意识在不断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内聚力在不断升华。然而,这些却成为中共的心腹大患。由此可以得出,中共打压西藏佛教徒是担心他们会危害国家统一。

结语

笔者认为,此次中共发布《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主要针对的是中国内地蒸蒸日上,蓬勃发展的基督教。强调基督教本地化、中国化,并使该宗教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与所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然而,无论任何宗教,其教义必定都是最完美的智慧与最高尚的美德之圆满结合。正因为这样,宗教对中国社会带来诸多积极的影响,宗教群体成员来自多民族、多阶层、多行业、多区域,社会文化背景各异,具有明显的多元性、包容性,又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群众影响。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促进人心向善、促进文化交流、促进公益慈善等方面对人类社会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

目前,中国在物质上得到巨大发展,但中国人希求的快乐,不完全建立在物质上,相当一部分人都认为应该从内心去寻找。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国境内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对物质的畸形发展开始生厌,转而对宗教日益引起重视。在此之际,中共却以这种残酷手段把数亿宗教徒推向自己的对立面,这既是最可怕的,也是最可悲的。很显然,在宗教和民族问题上中国的法律与政策;政策与实施往往背道而驰,各走各路,从而产生越来越尖锐的宗教与民族问题。在这危机关头中国当局不但不反省,改善宗教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反而晒出《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这样的白皮书,混淆是非,指鹿为马,岂不是饮鸩止渴,自欺欺人吗?

2018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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