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哲:
“渥太華公民報”記者沛楚在中國實地觀察報導“世界新聞自由日—你真的可以欺騙人民”文中記敘: “火車上,他和同行遊伴遇到一名年紀二十出頭的女學生,談起西藏問題,他的同伴建議江澤民應和達賴喇嘛坐下來談判,女生聽了不禁失笑,說:“西藏人很樂意被中國人解放,達賴是奴隸販子,他不敢回來,因為西藏人民恨死他了”。
這條消息讓人感到雙重悲哀。一是中國的政治輿論的控制。中國改革開放已經二十餘年,世界也已進入了二十一世紀,但是中國政治控制依然嚴厲。再,政治控制使人民耳目蔽塞,心智愚鈍。政治見解如何且不說,人應該對世界,乃至我們身邊發生的事情有真實的了解。有真實的了解才能有正確的認識和判斷。回顧中國近半個世紀的歷史,其種種悲劇發生的原因之一就是政治控制使人耳目蔽塞,不聞,不知,不解,由此而愚昧狂熱。
大多數中國人都認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反對西藏獨立,但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國人對西藏的事情卻少有所知,遠的不說,五十年代後,中共進藏,民主改革,藏民的武裝抵抗,達賴出走,達蘭薩拉,十數萬的流亡藏民,西藏人民的渴望和心願等等,這些事情的真相中國很少有人了解。大多中國人對西藏的概念還是,農奴,喇嘛,叛亂,分裂祖國…… 。如果中國人對西藏的了解只限於這些簡單又簡單的政治宣傳,那他們就不能談論西藏的獨立與否,他們的意識還只是被宣傳控制而已。就中國現在的政治,大陸還不能開放新聞,記者,作家也還不能自由的採訪報導西藏,由此中國人也就仍然不能真實地了解西藏。
出於這種境況,茉莉女士編輯了“達蘭薩拉紀行”一書誠如此書前言所說: “這本集子裡的文章,是一些來自不同的國度,有著不同的人生經歷與背景,對西藏問題持有不同觀點的海外中國人寫的我們共同的特點是:實地訪問過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 – 印度達蘭莎拉,接觸了那裡的流亡藏人與他們的領袖達賴喇嘛,對已經成為一個國際難題的西藏問題,投入了我們的關注與感情我們共同的理念是:我們認為,在人權重於主權的當代社會,愛國者是那些關心他民族尊嚴的人。許多复雜的歷史問題很難簡單結論,我們只能在基本人權問題上明確表示我們的贊成與反對。心存內疚與尊重,我們只想做兩族人民之間的友好使者。
“世界各種語言關於西藏的書數量繁多,但由大陸人所著表達獨立見解的漢語文本卻罕見。就我所知只有王力雄的“天葬“ 。這樣眾多的人口,這樣古老悠久的文化,關於西藏就只有這點聲音嗎?如此重大的問題,關涉到近百萬人的死難,一百多萬平方公裡的土地,一個種族,文明的存亡,半個世紀的苦難流亡,我們表現得這樣冷漠,麻木,蒼白,渺無音息,近於恥辱。中國的極權控制扼殺了民族的眼界,胸懷,良知,同情,想象和思想。這是中國半個世紀悲慘中最為悲慘的事,是絕不應該的。
好在中國已經開放,中國已有許多的學人,作家,知識分子居住在海外,他們享有大多中國人欲求而還未有的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因此他們就有責任承負國內人尚不能承負的責任。
“達蘭薩拉紀行”是這樣一部書。它彌補了中國人的一個空白。達蘭薩拉,西藏流亡政府在此已經四十餘年,第一次有出自大陸的學人,記者,作家對之進行採訪,並將採訪文字集書出版。這是一件重要的事。它表明,大陸中國除了極權權力之外,還有自由,正義的良心與聲音;漢民族也還有眼界,胸懷,思考和公正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達蘭薩拉紀行”的作者都是大陸人,但居住在不同的國家。他們的政治意識不同,對西藏有不同的見解觀念。但他們的文字都有一個基點,即善意,公正,客觀,富有同情和反省。作者們通過實地採訪各種藏人,上至達賴,政府官員,下至普通流亡藏民,僧尼,報導了五,六十年代西藏發生的事情,由中共入藏,達賴,班禪進京,到民主改革,班禪上言,到藏民武裝反抗,到達賴流亡達蘭薩拉。
這是一段悲慘,不義,血腥的歷史,使近一百萬藏人死亡,整個西藏社會毀壞,一種文明幾於滅亡,達賴和十幾萬藏民集體流亡。作者為漢人,懷有對藏族的深切同情,對中共極權暴力的憤慨和譴責,他們的文字體現了相對中共暴力強權的另一面 – 漢民族的理性,和平,仁義和自省的精神。
這一段歷史,是中共極權暴力所為。清朝,國民黨時期,漢藏兩族一直和睦相處,唯至中共造成如此慘劇。這是種族的悲劇,但更是政治的悲劇。
西藏有自己的歷史,語言,宗教,文化,有自己的領袖,居住地域,社會形態,生活方式,乃至服飾,飲食和禮儀,他們要求獨立是自然的。國家,種族間的衝突與爭奪長此以往,人類的歷史血腥殘暴。漢人既使不同意他們獨立,但他們的命運和處境也還是值得同情尊重。人的價值,命運,處境超越政治,種族,國家。這即是人權超越主權,這是此書的基本精神。這些作者雖然是漢族,也並不都贊同西藏獨立,但他們為藏族的命運悲哀,愧疚,也為他們的精神感動。他們理解西藏的獨立要求,主張以民主為前提由藏民族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並呼籲中共與達賴對話,讓流亡的藏民及早返回家園。
“達蘭薩拉紀行”記敘了藏民流亡的艱辛歷程。許多藏民,其中不少是孩子,他們徒步由西藏穿越冰山雪谷,來到達蘭薩拉。路途上有些人凍死,病死,有的截肢成為終生殘廢,有的在邊境被抓送入監獄。現在每年由西藏流亡到印度的藏民有兩千多。其中許多孩子到達蘭薩拉是為了求學,因為中國的學費越來越高,貧苦藏民已經難以負擔。對這些作者給予了充分同情和關注,甚至是銘心的痛苦。
作者們採訪了西藏流亡政府,學校,醫院,商店,合作社,各居民點。藏民的生活普遍艱苦,但是沒有乞丐,也沒。有犯罪如一作者所言:“他們沒有印度的極度奢華,也沒有印度的極度貧窮”由於有達賴,全民信仰佛教,雖然是流亡,他們生活得平和而滿足。這與充滿問題的現代世界,近於一個奇跡。
西藏流亡政府的組構和工作都遵循民主程序;普遍的義務教育,由小學到大學;達蘭薩拉已經是藏文明的中心,兩百多所寺廟,一百多所學校; 。政府官員普遍受過良好教育,他們完全具有領導管理西藏的能力四十年的流亡,他們保持了自己的信仰,文化,語言,社群,且而學會了現代民主社會的行政管理,他們不僅獲得的全世界同情,幫助,也獲得了舉世的尊敬。
看到這些報導,我想:經過共產黨的毀滅性破壞,是誰更落後野蠻呢在這個世界上現在我們更沒有信仰,信義,道德,規範, “今天的中國人既不信主義又不信神明,既不怕法罰也不怕天譴,在商品洪流中巧取豪奪,腐敗墮落而不自知。他們將走向何方?又有誰去拯救他們的靈魂? “我們是現代世界的野蠻人。感謝本書的作者,他們看到了藏族的優良之處,看到了我們的欠缺,為之難過愧疚,他們體現了我們殘餘的文明。
西藏已經是一個國際化的問題,其不僅牽涉政治,同時也廣泛地聯系的到現代世界各方面的問題。現代經濟的發展,世界日益一體化,由此帶來了少數族種文化的消失,傳統文化的中斷;個人主義的發展,導致社會,人與人關系的破裂瓦解; 。人喪失信仰,歸附和內在和諧人類文明面臨新的危機這些使西藏成為世界關注點,因此西藏潛含著世界文明的問題。 “達蘭薩拉紀行”通過對流亡藏人社會的觀察,尤其是對達賴本人的採訪,特別談到的這些。作者由佛教觀點談到死亡,性,暴力,信仰,社會,人類的前途等等。這本書的內容沒有局限於政治。
“達蘭薩拉紀行”對漢藏兩民族的前途充滿憂慮。中國的民主變革遙遙無期,流亡的藏民返歸家園遙遙無期,但達賴年事已高,藏族年青一代已經失去耐心,他們準備在達賴去世後從事武裝恐怖活動,為爭取西藏獨立他們將不惜手段。 “達蘭薩拉紀行”的作者們,出於漢藏兩族的和平,希望中國政府趁達賴尚在,接受達賴的主張,和達賴談判,給予西藏人民自治,讓流亡的藏民返回家園。他們是善意的,但並無希望。這是藏族的悲哀,也是漢族的悲哀。悲哀是悲哀,但是讓人們真實地知道這些悲哀,這或許就還有意義,起碼人們可以把不幸看得清楚。這也就是本書的價值。
二零零一年於紐約
原載<<北京之春>> 2001年第9期/總第10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