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喇嘛致鄧小平和江澤民的備忘錄


一九九二年九月一日,印度達蘭莎拉
(原為藏文)

一九九二年六月廿二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長丁關根在北京與嘉樂敦珠會晤,他重申鄧小平一九七九年的保證說,除開獨立之外,中國政府願意與我們討論和解決任何的問題。丁關根還說,在中國政府看來,「達賴喇嘛還在從事獨立的活動」,但只要我放棄藏獨,中國政府願意立即開始談判。中國政府過去曾再三說過的此一立場,顯示中國的領導階層還是不瞭解我們對藏中關係的看法。因此我利用這個備忘錄來說明我的立場。
一、西藏和中國過去是兩個不同國家,是一個既定事實。不過由於對西藏與元朝和清朝間獨特關係的誤解,導致西藏與國民黨和現在中國政府間的爭議。中國政府於一九五一年與西藏政府簽署「十七條協議」,就明確地顯示中國承認西藏的獨特地位。
二、我於一九五四年訪問北京時,得到的印象是大部份中國官員都很誠實、直率而且心胸開放。尤其是毛澤東,他曾數度告訴我說中國人入藏只是為了幫助西藏人開發其天然資源,並且利用這些資源來開發西藏,張經武和范明兩位將軍是在西藏幫助我和西藏的人民,並不是要統治西藏,所有的中國官員都是幫忙,而且將在西藏開發後撤離。任何不如此做的官員將會被送返中國。毛主席還說他已經決定不將西藏納入中國政府所設「軍政委員會」直接管轄,而以設立「建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取代。我在離開中國前最後一次與毛主席見面時,他對我詳細說明民主的意義。他說我必須提供領導,而且還教我如何接近民意。他說話很溫柔,很客氣,很令人感動。
我在北京的時候向周恩來總理說,我們藏人完全瞭解我們必須在政治、社會和經濟上尋求發展,而事實上我們已經在如此做。
我在回西藏的路上對張國華將軍說,我在去中國之前心中對西藏的前途充滿疑問和焦慮,但現在回去的時候則是充滿了希望和樂觀,並且對中國的領袖有非常好的印象。我心中亟於服務我的同胞,尤其是貧病孤獨者,西藏和中國互相合作和發展友誼的前景使我感到希望和樂觀。這是我當時對藏中關係的觀感。
三、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於一九五六年成立,為了雙方的利益,我們只有努力合作。不過這時中國已經開始使用令人難以想像的暴力手段在西藏實施共產主義。藏人對中國的政策日益不滿,結果釀成公開的抗暴運動。
由於我在中國時毛澤東曾對我信誓旦旦,我不相信他會下令實施這種高壓的政策,因此我連發三函,向他解釋當時狀況,並希望他停止這種高壓政策。令人遺憾的是沒有人回信給我。
一九五六年底,我前往印度參加浴佛節的慶典。當時有很多藏人勸我不要回中國去,就留在印度繼續與中國談判。我也覺得我應該暫時留在印度。我在印度時還碰上周恩來,我跟他說我對於假「改革」之名對西藏人民進行軍事迫害感到非常的哀傷。周恩來說他認為那些都是中國官員所犯的錯誤,在西藏的「改革」應該按照西藏人民的意願進行,而事實上中國政府已經決定要把西藏的改革推遲六年。他然後建議我盡快回到西藏,以避免暴亂再度發生。
印度總理尼赫魯說,周恩來曾經告訴他說中國「不把西藏視為中國的一個省」。西藏的人民與中國的人民不同。所以中國視西藏一個自治區。尼赫魯說他向周恩來保證西藏人民會尊重這個自治,並因此建議我促成與中國合作實施改革。這時西藏的情況已經又危險又緊急,但我決定回到西藏,給中國政府一個實行改革的機會。我經過亞東、江孜、日喀則回到拉薩,跟西藏和中國官員進行多次談話,我告訴他們漢人入藏不是去統治藏人,藏人不是漢人的子民,而且中國官員承諾西藏自治,讓藏人享有完全的內政自由,大家要一起努力。我強調,中國的領導階層曾經向我保證,所有在西藏的中國官員都是去幫助我們的,如果他們不幫助我們,就是違抗他們政府的命令。我相信我在盡力促成西藏與中國之間的合作。
四、然而由於中國在西藏東部進行嚴苛的軍事鎮壓,數以千計的西藏人民無法忍受這種生活,都逃到拉薩來避難。中國的行為使西藏人民焦慮,並且開始對中國的承諾喪失信心。這造成普遍的不滿和情勢的惡化。無論如何,我繼續要求我的同胞忍耐,設法取得和平的解決方法。我冒著失去同胞信任的可能性,全力維持與中國駐拉薩官員的連繫。然而情勢繼續惡化,一直到一九五九年失控,迫使我逃離西藏。
面臨這種絕望的情勢,我沒有其他選擇,只好向聯合國求助。聯合國在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和一九六五年連續通過三個決議案,要求中國「停止剝奪西藏人民包括自治權在內的基本人權和自由」,並責成所有會員國盡一切努力達成此一目的。
中國政府並不尊重聯合國的決議。後來文化大革命爆發,解決西藏問題更是遙不可及。我們連找一個可以共事的中國領導都不可得。
五、雖然我與中國政府的交往甚感失望,不過鑒於西藏和中國將永遠毗鄰而居,我深信我們必須找出一個和平相處、互相幫助的方法。我相信這是值得我們努力的。由於這個信念,我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十日致西藏同胞書中說:「雖然西藏人民要反對共產中國是事實,但我永遠無法仇恨其人民。仇恨不是力量,而是弱點的象徵。佛祖常說,以恨不能止恨,他這句話代表人生的現實。因為仇恨所取得的,必不長久。在另外一方面,仇恨反而會製造問題。對於處身於如此悲慘環境中的西藏人民而言,仇恨只會帶來更多的鎮壓。還有,我們怎樣去恨一個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麼事情的人呢?我們怎樣去恨千千萬萬沒有權勢而且無助地被統治的中國人呢?我們甚至於不能去恨中國的領導階層,因為他們為了國家和他們的理想受盡艱辛。我不相信仇恨,但我一直深信,真理和正義有一天會勝利。」
針對中共所說西藏在被「從三大封建地主手中解放」之後,西藏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而且享受「空前的進步和幸福」,我於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發表聲明說:「藏人流亡在外鬥爭的目標,就是要謀求西藏人民的幸福。如果在藏的西藏人民真的在中國統治下真的很快樂,我們就沒有理由流亡。」
我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十日的演說則對鄧小平的「以實踐檢驗真理」,給中國人民他們渴望已久的人權,和每個人都要瞭解他錯誤和短處等的說法表示歡迎。我在讚揚這些是誠實、進步和開放的跡象之餘,表示:「中國現在的領導階層應該放棄過去教條式的狹隘心胸和害怕丟臉,並且瞭解目前的世界局勢。他們應該接受他們的錯誤,接受事實,接受所有人類都有平等和幸福的權利。不只要在紙上接受這些,還要付諸實施。如果接受並嚴格實施,所有的問題都可以以誠信來解決。」基於這種信念,我重新敲定了我推動西藏和中國和解和友誼的努力方向。
六、鄧小平於一九七九年邀請嘉樂敦珠赴北京,並且告訴嘉樂敦珠說,除完全獨立之外,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討論,都可以解決。鄧小平更進一步對嘉樂說,我們彼此必須恢復連絡,而且我們可以派遣考察團進入西藏。這當然使我們對和平解決西藏問題充滿了希望,而且開始派代表團進入。
一九八一年三月廿三日,我致函鄧小平說:
「三個考察團都看到好的和壞的情形。如果西藏人民的傳統文化得以保存,如果他們真的快樂,那我沒有話說。但在事實上,九成以上的西藏人民都在心理或是生理上受到迫害,而且生活在水深火熱中。這些悲慘的情況不是因為天災,而是因為人禍而起。因此我們必須全力按照現況以合理法解決這個問題。
「為解決問題,我們必須改善西藏與中國,以及西藏境內和流亡在外藏人之間的關係。我們要以真理和平等為基礎,設法在未來透過彼此瞭解建立藏人與漢人間更好的關係。以我們的共同智慧,在容忍和寬宥的精神下為西藏人民謀求真正的幸福,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在我這方面,我還是要為所有人類的福祉而努力,不分國界,盡我全力。
「我希望你讓我知道你對上述數點的看法。」
這封信沒有回信。到一九八一年七月廿八日,胡耀邦總書記給了嘉樂敦珠一份文件,「對達賴喇嘛的五條方針」。這讓我感到驚訝和失望。我們不斷與中國政府溝通的目的,就是為讓六百萬世代住在中國旁邊的西藏人民得到真正長久的快樂。可惜中國領袖選擇不理會我們,並且試圖將整個問題導入我個人問題的方向,以及在毫無解決真正問題意願情況下讓我回到西藏的條件等。
雖然如此,我還是對鄧小平的從實踐中找真理和他的自由化政策存有信心。我派出一些考察團前往西藏和中國,以及有機會說明我們的立場並透過討論促進瞭解的任何地方。按照鄧小平開始時的提議,我還同意從印度派遣藏裔教員改善西藏人的教育。不過由於各種原因,中國政府沒有同意這件事。
這些接觸導致四個考察團前往西藏、兩個代表團赴北京、以及流亡藏人的返鄉探親。不過由於中國官員不遵從鄧小平的政策,而且立場僵硬,因此這些步驟並未帶來任何解決問題的實質進展。
七、我還是不放棄希望。我在一九八一、八三、八四、八五年的三月十日演說中都有做以下表示:
「過去的歷史已成過去。更重要的是將來必須透過與中國發展良好關係而取得真正的和平和快樂。如果如此,雙方都必須努力,互相容忍諒解,開放心胸。(一九八一年)」
「表達和實行一個人意見的權利讓人類得以有開創性和進步,並使人類社會迅速進化並得以享有真正的和諧。無論是以強制或其他手段剝奪別人的言論自由都是絕對專制而殘暴的迫害。
「全球人類不只是反對,而且要譴責這種行徑。因此,六百萬藏人必須有權維護並增強他們的文化和信仰自由,有權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並管理自己的事務,有權不受任何人干涉而有表達的自由。這合理而且公平。(一九八三年)」
「無論經濟發展到何種程度,貧富有多懸殊,大陸、國家、社會、家庭、和所有的個人的生存和福祉都要與別人依存。每一個人都希望幸福,沒有人喜歡受苦。明白這點之後,我們必須建立互助互愛,和基本的公平觀。在這種氣氛之下,我們可以希望國家和家庭的問題可以逐漸解決,人人可以活在和平與和諧之中。相反的,如果大家都自私、好嫉妒和好支配,則大至世界,小至個人都永遠不會有和平與和諧。因此我相信根於互助和互愛的人際關係是人類幸福的基礎。(一九八四年)」
「為使任何人類社會真正的幸福,思想的自由是極端的重要。思想的自由只能靠互相信任、互相瞭解和互相沒有畏懼而獲致。西藏與中國也是一樣,除非我們除去互相畏懼和互相不信任,除非我們可以發展真正的友誼和善意,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問題還會繼續存在。
「我們彼此互相瞭解是很重要的。現在中國要按照現代的新觀念和新原則來行動,要有開放的心胸,而且要全力瞭解藏人的看法和真正的感覺。以懷疑或敵意的態度來因應異議是不對的。意見的不同必須公開檢查和討論。當不同的論點被公開陳述並經過公平合理的討論之後,因而產生的決策或協議才是真正而且對所有各方都有利的。只要有思想和行動上的矛盾,就永遠不可能有真正而有意義的協議。
「所以我覺得目前最重要的事就是維持密切接觸,來坦誠表達我們的意願,來全力彼此瞭解。然後透過人際關係的真正改善,我相信我們的問題可以滿意的解決。(一九八五年)」
我用各種方式明白地表達我的看法,可惜我如此委曲求全,卻沒有回應。
八、既然西藏對中國所有的交流都沒有結果,我覺得有必要把我對於取得根本問題的解決方法所需做的步驟公開。一九八七年九月廿一日,我在美國提出了五點和平方案。在導言中我說為了讓這個問題有一個真正的和解和最後的解決,我願意走這第一步。我希望這個和平方案將來會有助於促進所有鄰國間的友誼和合作,這包括中國在內。五點和平方案的基本要素是:
1.將整個西藏變成和平非暴力區;
2.停止中國的人口遷徙政策,這項政策威脅到西藏人的生存;
3.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和自由民主;
4.恢復並保護西藏的天然資源,停止中國在西藏生產核武並棄置核子廢料的行為;
5.開始就西藏未來地位,以及藏中關係展開嚴肅的談判。
做為對於這項提議的回應,閻明復於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七日會見了嘉樂敦珠,並且提出一項五點聲明,指責我的和平動作,並指控我策動一九八七年九月廿一日的拉薩示威事件並且從事違反藏人利益的活動。
此一回應絲毫不考慮我的和平提議,是自貶身份而令人感到失望的。
雖然如此,我還是於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以一份詳盡的十四點意見說明我的看法。
九、我於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在斯特拉斯堡的歐洲議會兩度說明我的五點和平方案。為透過談判取得西藏人民的基本權利,我建議中國繼續負責西藏的外交,在西藏設置有限的軍事防衛設施,一直到地區和平會議召開,將西藏轉變為中立的和平區為止。我這項提議受到很多藏人的指責。我的想法是在設法取得西藏人治理他們自己的國家的同時,讓西藏和中國能夠保有長久的友誼。我深深地相信西藏如果成為一個非軍事化的和平區,將有助於西藏和中國以及四鄰和整個地區的和諧和和平。
十、一九八八年九月廿三日,中國政府宣佈願意與我們談判,並表示談判的時間和地點將由達賴喇嘛決定。我們歡迎北京這個宣佈,並於同年十月廿五日回覆,建議於翌年元月在國際承認的中立地點日內瓦展開談判。我們宣佈已組成談判小組,並將小組的名單公開。
中國政府於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八日表示反對日內瓦,並建議在北京或香港舉行會談。他們並且表示我們的談判小組不應該包括有「外國人」,而且都是「年輕人」,他們說談判小組應該有年齡較大的人,而且要嘉樂敦珠在內。我們解釋說那個外國人只是一名法律顧問,而並非談判小組的成員,而且嘉樂敦珠也是談判小組的顧問。
我們以彈性而開放的心胸接受了中國政府的要求,同意派遣代表赴香港,與中國政府代表舉行初步會談。不幸的是,雙方都同意以香港為初步談判的地點之後,中國政府卻突然拒絕任何進一步的溝通,而且他們自己所提的談判建議從此也無疾而終。
十一、雖然我這些建議已經提出來兩年多,但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中國政府考慮過這些建議,連承認都沒承認過。
因此我在一九九一年三月十日的文告中被迫聲明,除非中國政府在近日內提出回應,否則我將認為我自己不受任何我在法國所提建議之約束。
我所提有關解決西藏和中國問題的建議既然無效,我只有另覓他途。一九九一年十月九日在耶魯大學演講時,我說:「我在考慮盡快返鄉探視的可能性。這種返鄉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是親自現場瞭解西藏的情形,並與我的同胞直接對話。我這樣做還可以幫助中國的領導階層瞭解藏人真正的感覺。因此中國派出高階領袖,還有包括記者在內的外界觀察員陪同我返回西藏是很重要的。
「第二,我想建議並說服我的同胞放棄暴力抗爭。我與藏人對話的能力可能是獲致和平解決的重要因素。我的返鄉可能是促進瞭解和造成談判解決基礎的一個新契機。」
不幸的是,這些建議很快就被中共否決。那一陣子我常常被新聞界問到,既然我宣佈斯特拉斯堡發言無效,是不是轉而支持西藏獨立。我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都是不願置評。
十二、中國政府時常充滿懷疑地形容我們在搞「封建社會」的復辟,這是不合西藏人民利益,而只有利於達賴喇嘛個人的地位和利益。
我從幼年起就知道現在的西藏體系有很多的問題,而想改革這些問題。那時我已著手在西藏進行改革,後來我逃到印度之後,就在流亡社區內逐步施行民主,並再三教誨人民遵循民主的道路。結果是目前我們的流亡社區所實施的民主完全符合國際的民主原則。
西藏想要回到舊式的系統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在西藏的努力是否一如中國政府所稱,是為我個人地位和利益,可以從我再三聲明無意在未來西藏政府中佔據一官半職而得到證明。還有,西藏流亡憲草和我於一九九二年二月廿六日所提出的「西藏未來政治和憲法基本特性綱領」中,對此都說得很明白。
我在這份綱領的結論中說,西藏不應受到其他國家政策或思想的影響,而應該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獨立國家。西藏應該與其鄰國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上維持和睦的關係。西藏應該與所有國家維持熱誠的關係,而沒有任何的敵意。
同樣的,我在一九九二年三月十日的文告中說,「當西藏和中國建立真正密切的關係之後,將使我們不僅可以解決兩國間的爭端,還可以讓西藏人貢獻我們豐富的心境平和文化遺傳給千千萬萬個中國的年輕人。
我設法與中國領袖建立個人關係,包括透過中國駐印度大使館於一九八○年下半年建議與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他出國訪問時的任何地方見面。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當中國總理李鵬訪問新德里時,我又提議與他在新德里見面。這些努力全屬白費。
十三、仔細研究上述各點,可以明顯地看到我的觀念,和一貫謀求讓西藏人和中國人可以和平相處的解決方案之努力。中國說,鄧小平一九七九年所做有關西藏問題的說法仍然有效,而只要「達賴喇嘛放棄他的分裂主義活動」,談判可以展開,在知道上述這些事實後,中國政府立場就很難瞭解。中共一再重申這些立場,對我的建議卻置若罔聞。
如果中國要西藏留在中國之內,則中國必須製造必要的條件。中國人必須顯示出來藏人和漢人可以和平相處的方法,中國人必須詳細而逐步說明有關西藏的根本地位,如果有這樣明確的綱領,無論協議是否可能達成,我們藏人就可以決定是否要與漢人生活在一起。如果我們藏人滿意地取得我們的基本人權,則我們不會看不出與漢人共同生活所可能帶來的好處。
我相信中國領導階層的遠見和智慧,希望他們會考慮目前的國際政治變化,以及和平解決西藏問題、促進兩個毗鄰而居民族之間長遠友誼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