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喇嘛在”3‧10″四十週年的演說(1999-3-10)


達賴喇嘛在紀念西藏獨立
抗暴四十周年時的講話

值此1959年西藏民族起義四十週年之際,我謹向在西藏以及流亡海外的同胞以及世界各地的友人和支持者表示衷心的問候。

我們流亡海外已有四十年,然而在西藏內外為自由而進行的鬥爭未曾間斷。對個人的生命而言,四十年當為不短的時光。 1959年以來,許多留在西藏及遠離故土的同胞都已經辭世。然而今天西藏人的第二、第三代正以一如既往的決心和不屈不撓的精神,肩負起爭取自由的責任。

在四十年的流亡生涯裡,流亡社會的民主日臻完善,教育事業卓然有成。我們也保存並弘揚了西藏獨特的文化宗教遺產。凡此種種成就,均已獲得國際社會的廣泛承認與嘉許。這一成就當歸功於西藏人民的決心與刻苦努力。然而,我們的成就離不開諸多國際援助組織與個人的慷慨幫助。我們尤其感謝印度政府及人民,自從已故尼赫魯總理為西藏難民提供庇護並設置教育及家園重建計劃以來為我們所提供的慷慨款待。

四十年來,西藏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徹底控制,中國當局在西藏為所欲為。已故班禪喇嘛1962年撰寫的七萬言書,當為揭露中國在西藏各種不仁政策與行動的一份歷史文件。而後不久所發生的文化革命造成的浩劫與眾生之苦難,今天已為世人所公知,我無意沉緬於這些悲慘痛苦的往事。 1989年1月班禪喇嘛在圓寂之前數日曾說過,西藏在中國統治下獲得的進步,不及其人民所遭受的破壞與痛苦。

西藏雖然有所發展,經濟也有進步,但是,西藏仍然面臨諸多根本性的問題。西藏和中國在歷史、文化、語言、宗教、生活方式以及地理條件等方面均迥然有異,因而導致價值觀念的嚴重衝突,思想的對立以及彼此的猜忌。而每當不滿情緒稍露端倪,中國當局便以強烈鎮壓,進而在西藏引發對於人權的廣泛侵犯。這些侵權行為具有一種特質,並以阻止西藏人表達民族文化和自我認同以及保存文化的願望為目標。因此西藏所發生的侵犯人權事件,往往起因於種族與文化的歧視政策,實乃種種深層問題之表徵而已。中國當局認為,西藏獨特的文化與宗教是導致藏人憤怒並離心離德的根源,故以摧毀西藏文明及民族認同所不可缺少的核心為其政策目標。

在“ 解放"五十年以後,西藏問題絲毫沒有消失,而且尚待解決。這種局面顯然不利於中國和西藏的任何一方。長此以往無助於減輕西藏人民的苦難,無助於中國的穩定和團結,也無助於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地位。欲於合情合理並負責的方式處理西藏問題唯有對話,除此別無選擇。基於這一認識,我在七十年代早期和我的高級官員進行了討論,並且決定了我後來提出的“中庸之道"的主要觀點。據此,我主張在解決西藏問題時,不要求西藏獨立或從中國分離。我堅信可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下達成政治解決,使西藏人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得到保障。

我主要憂慮的是,以慈悲與非暴力為本的西藏獨特的精神遺產能否得到保存。我相信,這一精神遺產對於今天的世界具有意義,因此有必要予以保存。

保障這一精神,當鄧小平在1978年底表示有意於我們對話時,我立即作出回應。此後,我們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多有起伏轉折。遺憾的是。儘管我多年作出種種表示,中國領導人卻由於缺乏政治勇氣而不給予回應。因此我們與中國政府的正式接觸在1993年8月終止。不過,而後仍然通過私人和半官方人員建立了一些非正式接觸渠道。近一年半來有一條非正式渠道似乎順暢可靠。此外,一些跡象顯示,江澤民主席個人對於西藏問題發生興趣。去年六月,美國總統克林頓訪問之際,江澤民主席和他就西藏問題進行了一段討論。在一次聯合記者會上,江澤民主席要我公開澄清兩個條件,而後才恢復對話和談判。我方對中國政府表示,我準備回應江主席的講話,並且願意在公開協商之前進行非正式的磋商。令人失望的是,中國方面未作出任何積極反應。

去年秋末,在沒有任何明顯理由的情況下,中國方面在對話問題上的立場以及對我本人的態度明顯強硬起來。在這一突然轉變的同時,西藏也開始了新一輪的壓力鎮壓。我們目前和中國政府的關係就是出於這種狀態。基於數十年來的經驗,我們明確認識到,僅僅依靠正式的講話、官方的言辭和一時的政治考慮,不太可能減輕西藏人民的困難,也能夠解決目前的問題。同樣清楚的是強力只能夠控制人的人體,而贏得人的心靈則唯有訴諸理性、公平與正義。西藏問題之根本解決尚需政治意志、勇氣與遠見,為此方能以各方都滿意並對各方都有利的方式徹底解決這個問題。我多年來一直明確表示,一旦西藏問題得到雙方可接受的解決,我將不擔任任何官方職務。

西藏問題之根源並非意識形態或社會制度的差異,也無關傳統與現代的衝突。西藏問題亦非僅僅為侵犯人權的問題。西藏問題的根源,在於西藏長期以來與中國分離的歷史,在於西藏獨特的古代文化以及與眾不同的民族特性。與1978年末時一樣,在今天處理這個複雜而嚴重問題之唯一含量與可行的辦法是恢復接觸與對話。西藏人與中國人之間深刻不信任的氣氛必須消除。不信任固然不會一天內消散,只有在面對面的會談和真誠對話中方可化解。

我感到中國領導人有時因受到自身疑慮的限制,無法理解我方關於全面解決西藏問題或其他任何問題的真誠建議。比如,我長期一貫呼籲,有必要尊重西藏的環境狀況。我長期以來一直告誡人們,在西藏高原脆弱的環境中肆意開採會帶來什麽後果。我的所作所為並非西藏一己之私而是因為西藏生態環境的失衡,不僅影響到現在自殺,而且會殃及鄰近的中國地區甚至周邊國家,這一點極為清楚的中國領導人在去年慘重的水災後才意識到環境保護的必要,這一點實在令人悲哀與遺憾。我很歡迎現在暫時停止濫砍濫伐西藏森林的做法,並希望這一遲來的措施將伴隨進一步行動,保持西藏脆弱的生態系統不被破壞。

我本人始終堅信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法在於對話。我無意尋求西藏獨立,並希望開始談判,以此為西藏人民帶來真正的自治,保存並弘揚西藏文化、宗教與語言的完整,乃至實現社會經濟的發展。我衷心希望我提出的“中庸之道"有助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穩定與團結,並保障西藏人在自由、和平與尊嚴中生活的權利。作為西藏人民的自由發言人,我已盡力就西藏人民的未來與中國政府談判。這一努力得到全世界許多國家的政府、議會、非政府組織以及公眾的支持,這對於我來說是巨大的鼓勵和啟發。他們的關心和支持令我深為感激。我想特別感謝克林頓總統和克林頓政府鼓勵中國政府與我們對話的努力。此外我們一直有幸得到美國國會的堅強支持。

我們西藏人的苦難經歷,以及我們以非暴力的手段爭取自由的鬥爭,贏得了世界上許多熱愛真理與正義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國際上對於西藏問題的認識自去年以來空前提高。人們對西藏的關心和積極支持不限於人權組織、政府和議會。大學、中小學、宗教和社會組織、藝術家和商人團體以及各界人士,現在都認識到西藏問題的存在,並且表示和我們站在一起。各國政府和議會鑑於民眾的這一情緒。也將西藏問題作為主要問題列入與中國政府關係的議事日程。

我們和中國民主人權運動的兄弟姐妹的關係也得到加深和擴展。我們同時和中國佛教徒以及在海外與台灣的普通中國民眾也建立了和睦友好關係。對我們而言,中國兄弟姐妹的支持成為巨大的鼓舞和希望。令我特別感到鼓舞和感動的是,那些中國國內勇敢的中國人,敢於以敦促政府或公開呼籲的方式,要求改變中國對西藏的政策。

今天,西藏自由運動空前強大並處於有利地位,我堅信儘管目前中國政府毫不讓步,我們和中國進行對話和談判並取得進展的前景仍然超過以往任何時候。因此我呼籲各國政府和議會以及我們的朋友,以新的熱忱和努力,繼續給予我們支持。我堅信國際上的關心和支持非常重要。因為這有助於向北京的領導人傳達一種緊迫感,說服他們以認真和建設性的方式處理西藏問題。

在此我謹表達我對我們的自由獻出了生命的烈士們敬意,並為儘早結束我們的人民的苦難,為所有眾生的和平幸福祈禱。

第十四世 達賴喇嘛
1999年3月10日達蘭薩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