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喇嘛在”3‧10″四十五週年的演說(2004-3-10)


達賴喇嘛在紀念西藏獨立
抗暴四十五週年時的演說

今天,我們在這裡集會,以紀念一九五九年西藏人民舉行的自由抗暴鬥爭四十五週年。我首先要向為西藏人民的自由原則而獻出生命的無數愛國先烈表達崇高的敬意和永恆的懷念,我們將永遠地銘記他們。

今年也是我於一九五四年前往北京與毛澤東為首的中國領導人舉行會晤的五十週年,對於當時由於西藏前景不明朗而焦慮不安地前往內地的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當時所有見面的中國領導人都一致地告訴我:漢族幹部前往西藏工作是為了服務於西藏人民的福利,是「為了幫助西藏的發展」。除了這些承諾,我在中國期間還懂得了不分疆界的世界革命與社會主義的道理,由於我對這些理念極為傾慕,因此,我返回西藏時,對於漢藏民族在和平與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平等相處的未來充滿了信心。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我剛剛返回西藏,中國就發生極端主義的政治運動,社會由此陷於紛亂不安中。這種變化影響到中國政府對西藏的政策,表現為對西藏的高壓政策和極端頑固立場的強化,從而導致1959年3月西藏人民聲勢浩大的自由抗暴鬥爭。

我們期望與中國政府之間的原有聯繫在新的一年裡能夠實現新的、具實質意義的重大進展。我理解中國政府的擔憂,也了解西藏人民自由、和平與尊嚴地經歷人生的意願;我一直致力於尊重雙方利益以及在雙方滿意的基礎上尋求合理地解決問題的途徑,這點和一九五四年時一樣並無任何改變。

幾十年來,西藏人民被迫分處境內外。廣大的西藏人民對我抱著極大的信任和期望,因此,我認為我有責任承擔能夠代表他們意志的自由代言人的職責。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了解西藏情勢,尤其是對西藏問題的癥結有著深刻的認識,希望這一切在尋求解決西藏問題的過程中成為積極有利的因素。在雙方滿意的基礎上尋求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我願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直接進行會晤。

我的代表分別於2002年9月和2003年5–6月兩次前往中國並重建了聯繫,這不僅是值得歡迎的積極、重大的變化,而且是在江澤民擔任中國最高領導人時期就已經開始的。

西藏問題是困擾中藏雙方人民的一個嚴峻而又棘手的重大問題,在這一棘手的問題最終獲得圓滿解決之前,雙方在謹慎對待的同時,進行具實質意義的仔細討論是極為重要的。通過現有的聯繫尋求良好的結果,極可能需要耗費一些時日,在此期間要設法以耐心和持之以恆的精神推動事態向前發展。對於繼續保持雙方現有的聯繫,我認為尤為重要。同時我認為需要通過經常不斷的接觸、具實質意義的討論以發展雙方的聯繫,這也是我們目前消除雙方之間的不信任或疑慮以及建立信任、理解和信心的唯一途徑。

為了繼續現有的聯繫渠道,我不僅要求我的代表設法儘早前往中國,而且也期望他們不必延擱時日而能夠早日成行。因為這有助於讓西藏人民和國際社會中的西藏朋友們對現有的聯繫渠道建立信任與信心。目前,他們中的許多人對中國政府是否真的有和解誠意以及是否願意啟動和談感到懷疑。

西藏目前的現狀不僅無益於西藏人民,而且對中國政府也沒有任何好處,中國政府在西藏實施的建設項目雖然宣稱是為了利益於西藏人民,實際上這不僅無益於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損害了西藏人民保護西藏特殊的宗教、文化與民族語言文字的努力。漢族大量移民西藏的結果不僅使西藏人在經濟領域喪失權利而被邊緣化,而且西藏的民族文化也被大中國的文化侵透而正在失去自性。

西藏人民必須能夠自由地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保護西藏原始的自然生態環境以及合理規劃西藏的建設與發展事業。

我們一直強調把尼姑朋措尼忠等投入監牢是非正義的,並呼籲中國政府釋放所有西藏的政治犯。因此我們對朋措尼忠的獲釋表示歡迎。但是,西藏境內的人權狀況仍然沒有任何改善的跡象。中國政府在西藏踐踏人權的行為中,最具特殊性的是壓制西藏人民在人類集團的社會中維護和延續西藏民族之特性與文化的意願。如此卑劣行為的基礎是對民族和文化的歧視或區別對待,以及對宗教的仇視政策。

國際社會的許多政府、議會或個人正是基於這一系列的原則問題而要求中國政府通過和談解決西藏問題。這對我們也是極大的鼓舞,對此我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西藏問題並不僅僅是踐踏人權的問題,而是一個具有深刻政治根源的棘手問題,因此,以歐盟和美國為首的越來越多的國際社會成員都認識到西藏問題只能通過和談尋求解決。

中印兩國關係的改善增強了我的信心,我認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大國之間應該以理解和信任為基礎改善關係,這不僅關係到世界的和平,尤其是對亞洲的和平與穩定具有重大的意義。中印關係改善而形成的良好政治環境有助於和平解決西藏問題。我認為印度政府可以、也有責任對和平解決西藏問題做出具實質意義的特殊貢獻。我的『中間道路』與印度政府的西藏政策應該是相吻合的,因為這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範圍內尋求解決西藏問題,如果西藏問題由此得到解決,可以使中印兩國間的許多分歧自然消弭。

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經歷了五十四年,初期的毛澤東時代致力於意識型態問題,鄧小平時代注重於經濟建設,他的繼任者江澤民時代則提出了『三個代表』的理論,允許富裕階層加入共產黨組織,從而擴大了政黨的基礎。最近,胡錦濤為首的領導階層已經順利地完成了國家政權的交接。在過去的十幾年裡,中國的各項事業雖然有著長足的進步,但在經濟等一些領域也出現了不少的錯誤或挫折,其主要原因就是由於不能正視現實而缺乏切實的方法。為了正確地認識和正視現實,允許自由地傳播信息是極為重要的。

目前中國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為了能夠平和、穩定地實現這些變化與發展,我認為盡可能寬容地讓一般人民具有傳播信息與了解真實的自由是極為重要的。我們不僅要遵循現實尋求真實,而且這種真實應該是不摻雜虛假的真實。否則,中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穩定。一個掩蓋真相、人民不敢表達真實思想的狀態下,穩定又如何產生呢?

我期望中國的社會更加寬容而促進民主化的最終實現,我認為中國的這種變化或改革絕不應該是在造反等會造成社會巨大動蕩的狀態下發生,這不僅關乎漢民族的利益,而且也涉及到世界人類社會的整體利益。

中國在成為亞洲乃至於國際社會的一支重要力量的同時,也伴隨著對中國的疑懼、不安與恐懼,要消除這些疑慮,僅僅通過宣傳解釋或成為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東道主是不夠的,只要中國政府不停止對自己的公民、尤其是對少數民族享受正當的政治、社會等自由施行壓制,國際社會就很難相信中國是一個致力於和平以及推動社會發展的積極力量。

西藏問題不僅是正在發展的中國所必鬚麵對的問題,而且也是表現中國的寬容、自由、正義、公正以及尊重普世價值、是具有理想並推動世界發展之積極力量的有利契機。如果對西藏表現出具實質意義的公正與寬容,則可以在國內和國際社會贏得信任、尊重與寬宏氣魄的政治環境。通過和談合理解決西藏問題,對於轉型中的中國逐漸成為一個現代、寬容與自由的社會具有極為重大的特殊意義。以遠見和卓視圓滿合理地解決西藏問題的責任和機遇就擺在現任中國領導人的面前。

藉此機會,我要向國際上始終如一的同情和支持我們者表示讚賞和感謝!同時對印度政府和人民始終如一地給予我們的巨大援助和支持,我代表所有西藏人民再次表示衷心地感謝!

祈願眾生安樂!

第十四世 達賴喇嘛
西藏王統歷2131年第十七個勝生週之木猴年一月十九日
2004年3月10日達蘭薩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