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喇嘛在”3‧10″三十週年的演說(1989-3-10)


達賴喇嘛在紀念西藏獨立
抗暴三十周年時的演說

30 年前的今日,西藏人民群起反抗中國的佔領。為了紀念此一西藏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我在此向所有的西藏人民致意。今日我們猶記得那些為爭取西藏自由而拋棄生命的勇敢西藏人,我們同樣對我國人民甚至無懼於嚴酷的戒嚴令所展現出爭取自由的勇氣與決心表達最深切的感佩之意。

今日我們展望西藏的未來,便無法不思及過往的歷史事件。去年六月中國人民的民主運動遭到當局毫無節制的暴力對待,然而我絕不相信這類民主行動僅是徒勞,我毋寧認為自由的精神已在中國人民之中點燃,而中國再也不能忽視這一襲捲世界各地的自由精神的衝擊。

驚人的變動正在東歐發生:當 地發生的事件趕上了遍及世界各地的社會政治變遷的步伐。無獨有偶地,納米比亞成功脫離南非獨立,而南非政府也著手開始取消種族隔離制度。令人振奮的是,這些的變化正是真正的人民運動的成果,此一成果源自於人們對自由公義不可遏抑的渴望。而這些正面的改變意味著爭取自由的理性、勇氣、決心和無法熄滅的渴望將贏得最後的勝利。

因此,我呼籲中國領導人切勿抵擋此一變遷的潮流,當試著以更寬闊的心態和想像力去思考西藏和中國人民的問題。我相信鎮壓並無法抑制任何地方人民爭取自由與尊嚴生活的決心。中國領導人必須以全新的視野和活潑的思維去關注中國本身的問題以及西藏的議題。趁一切猶未為晚,他們有必要傾聽西藏人民以及中國學生所提出之理性、非暴力、與溫和的意見。

中國無視國家宣傳的要求,數以百萬計的非中國人民現在仍然生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的地區,並依然遭受各式各樣的歧視。連中國本身都承認這些人民所居住的地區並未在歷時 50 年的共黨統治後脫離貧困和落後的處境。然而,中國在此類地區施政最感棘手之處其實在於人口結構變化所帶來的壓力。新中國移民幾乎已經變成每個地區的主要社群。滿洲已完全併入中國;在內蒙古,僅有的 260 萬蒙古人生活在 1800 萬中國新移民的環繞之下;超過百分之五十的東土耳其斯坦人口現在被視為中國人;而在西藏, 750 萬的中國移民已超越當地的 600 萬西藏人口。

非中國人民顯然並不安寧。如果中國領導人不能採取適當的措施以安撫他們的情緒,那麼在不久的將來,極有可能爆發嚴重的問題。我相信中國有必要從蘇聯的身上學取教訓,特別是追隨其總理戈巴契夫的腳步,透過對話和和解的方式去解決類似的問題。中國政府也得要理解,他們在統治非中國地區所面臨的不只是經濟問題,而是最深層的政治問題,唯有透過政治的變革方能解決。

我提出了「五點和平計畫」和「史特拉斯堡提案」( Strasbourg Proposal ),冀望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決西藏問題。即使在西藏戒嚴之後,我們仍提議在香港舉行初步的會談,討論降低緊張情勢、推展正式協商的進程及相關事務。不幸地是,中國與會代表並未給予我們正面的回應。

現今中國激烈地否定並譴責我的立場和我在西藏歷史上的既有地位。他們期望我改變這樣的立場,然而沒有人能夠塗改事實的真相。中國本著其狹隘的視野,未能理解我在「五點和平計畫」、「史特拉斯堡提案」和諾貝爾獎談話中所嘗試傳達的主要訊息,其主旨關注在未來西藏與中國的關係。我準備本著開放的心胸,透過對話去思考這項問題。

中國當局有必要正視西藏人民的真正願望,他們大部分居住在西藏地區。全體西藏人所希求的不過是我們國家的完全獨立。如果中國對此仍有疑慮,他們就應該准許在西藏舉辦受國際監督的公民投票,以決定西藏人民的真正意向。

西藏和中國的關係必須本著平等、信任、和互惠的原則,也必須遵循西藏與中國睿智的統治者早在西元 823 年所訂定的條約,它仍然刻記在拉薩的石柱之上。當中尤其重要的字句是:「西藏人民將幸福安居在西藏的廣闊土地之上,而中國人民將幸福安居在中國的廣闊土地之上。」

令我感到悲痛的是,中國始終不願以宏觀的視野去看待西藏問題,他們寧願繼續相信駭人的軍事武力足以壓制為數眾多的西藏反抗者。去年中國當局為了對付西藏人民的示威反抗,數月之間相繼在拉薩和北京頒布戒嚴令,北京的戒嚴目前已經解除。然而中國非但未解除拉薩的戒嚴令,反而以高壓手段對付西藏人民。最近一份來自西藏的報告指出,中國當局正採取更進一步的壓制行動,近日更逐戶搜捕支持獨立示威運動的參與者。

在中國當局如此的暴行之下,身處西藏的藏民卻依然勇敢堅定。為自由和權利而奮鬥是每個西藏人民的責任和權利,而我們的抵抗必然根植於非暴力的原則。

諾貝爾和平獎對西藏同胞而言也深具意義。雖然那並未改變我平凡僧侶的身份,我仍然與西藏人民同感歡欣,因為這個獎認同了西藏人民為自由和公義所做出的努力,也再次肯定了我們本著真理、勇氣與決心所建立起來的信念:我們終將使我們的國家獲得自由。

既然我們是為了 600 萬西藏人民的權利、自由、和未來的福祉而努力,我們就必須強化我們的民主體制和民主程序。就像我曾多次提及的,尊重自由和民主是發展現代西藏及現代西藏人民的根本。我在 1963 年頒布了西藏的民主憲法,而我們已經從民主的運作中攫取了寶貴的經驗。我們還必須使西藏人民眾議院及國家行政機構本身更進一步的民主化。針對如何使我們的制度更有效能和民主,我曾徵詢我國人民的看法和建議。我覺得創造一個自由民主的流亡社群,或建立一個更為重要的未來西藏政府是每一個西藏人民的共同責任,而這個政府的主要責任顯然必須由知識青年以及曾在中國統治下工作過的人們共同肩負。

最後,我衷心感謝那對我們的自由公義奮鬥曾給予道義和政治上支持的人們。

第十四世 達賴喇嘛
1989年3月10日 達蘭薩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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