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喇嘛在”3‧10″三十九週年的演說


達賴喇嘛在紀念西藏獨立
抗暴三十九週年時的演說

在即將踏入2000年黎明之際,世界的各個角落都在變革中。儘管一些新的衝突還不斷地在發生,但是令人鼓舞的是,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動盪不安的地方人們用和解和對話的精神來解決彼此間的矛盾。從某種角度上講,二十世紀是一個充滿戰爭和相互殘殺的流血的世紀。但是,我總是相信人類從這一世紀的經驗中吸取了教訓,結果,人類社會已經變得更加成熟。因此,只要我們有決心和獻身精神,我們能使下個世紀變成對話和非暴力途徑來解決衝突的世紀,這一切都是有希望的。

今天,我們在紀念西藏自由鬥爭三十九週年之際,我想表達我對西藏人民由衷的感激和崇高的敬意,他們在如此艱苦的時候也能夠保持堅定和忍耐。目前西藏的局勢以及對西藏問題的解決至今缺少實質性的進展,使得許多西藏人的挫折感越來越強烈。我擔心他們中的有些人會感到需要尋找非暴力以外的途徑來解決西藏問題。儘管我能理解他們的心情,但是我想再一次堅定地強調我們爭取自由的鬥爭必須走非暴力的道路。在我們爭取自由的艱難而長遠的道路上,非暴力途徑必須是我們的原則。我堅信,從長遠來看,非暴力的途徑是解決西藏問題的最有益和最實際的辦法。至今為止,我們的和平鬥爭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敬佩。同時,通過非暴力的爭取自由的鬥爭,我們也為其他民族作出了榜樣,從而為促進全世界的非暴力和對話的政治文化作出貢獻。

全球性的巨大變化也推動了中國的變化。鄧小平發起的改革不僅改變了中國的經濟,而且也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制度,使其意識形態日益薄弱,更少依靠群眾運動,對一般民眾來說不再那樣帶有強制性,那樣僵硬。另外,中國政府顯然的減少了中央集權。除此而外,鄧小平之後的中國領導人在執行國際政策方面也更加靈活。其中一個跡像是中國更多的參予國際事務,同國際組織和機構有了更多的合作。去年,香港主權順利回歸中國,以及北京靈活務實地處理香港問題,這都是引人注目的發展和成就。另外,最近中國政府就恢復台灣海峽問題的談判而發表的聲明也反映了北京立場的進一步的靈活性和溫和化。總之,同一、二十年以前相比,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更好的地方,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那裡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是值得肯定。但是,中國仍然面臨著嚴重的人權問題和其他許多嚴峻的挑戰。我希望,中國的新領導人以這一新的信心和勇氣,拿出遠見卓識,讓中國人民擁有更多的自由。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物質的進步和舒適,並不足以完全滿足人類社會的全部願望和需求。

同中國國內這些正面發展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近年來西藏的局勢越來越惡化,令人十分痛心。最近,北京在西藏推行的政策,幾乎是一種蓄意的文化滅絕政策。對西藏宗教和民族主義進行的臭名昭著的“嚴打"運動,年復一年,越演越烈。起初,這場鎮壓運動只限於在西藏的寺院和尼姑庵里進行,但後來擴大到西藏社會的各個角落。在西藏生活的某些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威脅、強制和恐懼等現象重新出現,使人想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日子。

在西藏踐踏人權的事件繼續大規模的發生,這種對人權的踐踏有明顯的特徵,其目的在於禁止藏人堅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和文化,打消西藏人維護自己文化的願望,西藏佛教文化激發了西藏人民的價值觀和慈愛觀,這種人生哲理不僅具有實際的益處也與他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西藏人民渴望能保存這種文化。因此,執行種族和文化歧視政策導致了在西藏踐踏人權的狀況,同時,這也顯示了更深層的問題和後果。因而,儘管西藏的經濟有所進步,但人權狀況仍然沒有得到改善。只有解決了西藏的根本問題,人權問題才能得到解決。

顯而易見的事實是,西藏的悲慘現狀對西藏和中國都毫無益處。沿著目前的道路走下去,不僅不能解除西藏人民的痛苦,也不能給中國帶來社會安定和統一,而這是中國領導人認為至關重要的問題。同時,中國領導者關心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如何改善自己的國際形象和地位。但是,到目前為止,中國領導人未能和平解決西藏問題,損害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和聲望。我認為,西藏問題的解決,會對改變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和解決台灣和香港問題產生積極和深遠的影響。

至於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案,我的立場是非常坦率和明確的。我並不尋求西藏的獨立。我過去多次提出,我尋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機會享有名符其實的自治以保存他們的文明、獨特的文化、宗教、語言、生活方式,並使之發揚光大。我最為關心的是確保西藏人民極其獨特的佛教文化遺產。為此,過去幾十年的歷史清楚的顯示,西藏人民必須掌握西藏的內部事務,自由地決定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的政策,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我認為,中國領導人不會從根本上對此加以反對。中國領導人歷來都保證說,中國人進藏是為了西藏人民謀福利,是來幫助西藏“發展"的。因此,基於這樣一種政治願望,中國領導人沒有理由不同我們進行對話,從而解決西藏問題。這是確保安定團結的唯一正確的渠道,而中國領導人一直強調,這是他們的當務之急。

我藉此機會,再一次呼籲中國領導人對於我提出的設想給予慎重的考慮。我堅信只有通過對話和誠懇地敢於面對西藏的現實才能使我們找到切實可行的解決西藏問題的途徑。現在是我們都應該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心平氣和地、客觀地從過去的歷史教訓中吸取經驗,以勇氣、遠見和智慧來解決西藏問題的時候了。

我們間的談判必須建立在有助於藏漢民族間的友誼,互利和安定團結;有助於給予西藏人民在民主、自由的環境中實行名符其實的民族自治權力,使他們能夠保存並發展西藏的獨特文化,保護脆弱的西藏高原的自然環境。我認為這些是西藏面臨的根本問題。然而,中國政府經常設法混淆這些最為關鍵的問題。中國政府宣稱我們努力的最終目的是恢復西藏舊的社會制度和達賴喇嘛的特權。至於傳統的達賴喇嘛制度是否需要繼續維持,早在1969年我就開始宣布這要完全由西藏人民來決定。

至於我本人的地位,1992年我清楚的聲明過,我們一旦返回西藏,我將不會在未來的西藏政府裡掌握任何權力和地位。再說,不管在流亡,還是在西藏內部,沒有一個西藏人渴望恢復西藏的舊制度。所以,中國政府繼續沉迷在這種毫無根據的政治宣傳中是令人失望的。這對開展對話創造有利的環境毫無幫助,我希望中國政府能夠抑制這類政治宣傳。

在這裡我也想感謝所有深深地關心被壓制的西藏人民的命運並呼籲中國政府通過和平對話盡快解決西藏問題的各國政府、國會、非政府團體和支持西藏的各團體。去年,美國政府首當其衝設立西藏事務協調人員來促進西藏和中國政府間的對話。歐洲各國和澳大利亞的國會也提出在各自的政府裡設立相似的機構和人員。去年十二月份,國際法學組織發表了題為<<西藏的人權與法制>>的報告,這是國際法學組織對西藏問題發表的第三個報告。這都是及時和令人鼓舞的新發展。特別是近來中國國內和海外的中國兄弟姐妹中,同情西藏人民,支持西藏人民的基本權利以及對我提出的解決西藏問題的“中庸之道"的支持者日趨增多,這對我們是極大的鼓舞和鞭策,更是我們增添了信心。

同時在印度人民紀念獨立五十週年之際,我代表西藏人民表達我們對印度人民的衷心的祝愿,並再一次感謝印度人民和印度政府的幫助,對於大多數流亡在外的西藏人來說,印度已經是他們的第二故鄉。印度為我們這些西藏難民不僅提供了安全避難之處,古印度深奧的非暴力哲學,根深蒂固的民主傳統,啟發和塑造了我們西藏的價值觀。同時,我認為印度應該在和平解決西藏問題上扮演一個具有積極的建設性角色。我所提出的“中庸之道"是與印度對西藏和中國政策相吻合的。因此,印度政府沒有理由不積極地提倡並促進西藏和中國政府間的對話。顯然,在西藏高原上沒有實現和平和穩定的情況下,中印兩國間重建真正的相互信任的關係是不實際的。

去年,我們在流亡印度的西藏人中進行了民意調查並儘可能蒐集了西藏內部人民對於我們是否應該進行全民公決來決定將來我們應該走的道路的意見。基於這次民意調查和蒐集許多從西藏來的建議,西藏人民代表會議—-也就是流亡的西藏議會通過了一個法案,在不進行全民投票下授權我繼續作出決定。我感謝西藏人民寄託給我如此巨大的信任、信心和希望。我仍然堅信,我提出的“中庸之道"是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最現實、最實際的方案。這個解決方案不僅能滿足西藏人民的根本要求,同時也能保證中華人命共和國的統一和穩定。因而,我將繼續堅定地遵循這一方案,並誠懇地尋求和中國領導人的溝通。

在此我謹表達我對為我們的自由獻出了生命的先烈們的敬意,並為儘早結束我們的人民的苦難,為所有眾生的和平和幸福祈禱。

第十四世 達賴喇嘛
1998年3月10日 達蘭薩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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