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問題雜感


八月 20, 2014 9:58 上午

文/默默:

十幾年前一位德國教授來華講學,順便想游覽中國,於是我向他介紹了杭州的西湖,蘇州的園林,桂林的灕江,北京的長城……,中國人一提起祖國的山河,總會情不自禁的激動起來,沒想到教授說要去西藏,聽的我一頭霧水,去西藏訪問翻身農奴 ?還是去看老鷹吃死人 ?

來德後才知道西藏在西方政界和民間的地位,只是每回和德國人談起西藏問題,總不免雙方臉紅耳赤,不歡而散。

拉薩年年發生“六‧四〞

以前總聽到拉薩戒嚴的報導,從沒有介意過,想想有雷鋒在那裡維持秩序,拉薩城裡一定好人好事不斷,直到北京戒嚴後才恍然大悟,戒嚴的背後其實是一場屠殺。

中華民族(漢族)堪稱是個溫良恭儉讓的民族,戴了幾十年的右派帽子,毀滅了一輩子的青春年華,在右派摘帽時居然痛哭流涕﹕母親終於看到這位老右派確實是愛國愛黨——大有蘇武牧羊的悲壯。西藏老百性可從來不認什麼老馬、老毛的,更沒當順民的耐心,達賴、班禪就是他們的上帝,你要毀我的廟,我就和你拼,所以北京城裡只到民怨沖天才壓出一會“六 .四〞,而拉薩城裡自然免不了年年發生“六 .四〞。

魏京生被再度判刑,不少國人稱這是雞蛋要和石頭撞,他們都沒想到,西藏的雞蛋個個要和石頭撞,一個電棍下去,牙齒全部打落,昏厥在地,醒來後還是在念他的阿彌陀佛  這使我想起了江姐,想起了方誌敏。只是昨日的江姐已成了今日白公館的主人,昨日的雷鋒成了今日共和國的屠夫,昨日的奴才自然還在做他奴才的夢—一個專製社會唯一需要的就是奴才和屠夫。

四十年來的中國,對國際社會是一個封閉的鐵籠,反右、文革,上百萬人葬身在鐵籠中,國際社會卻一無所知。只有西藏,由於達賴喇嘛的奔走呼吁,使西藏成為國際社會關注中國人權的第一個窗口,也是唯一的窗口。他不斷把北京政府對西藏的人權迫害、文化迫害公諸於世,從而引起了國際社會這麼多年來對西藏文化和西藏人權的關注。

其實誰都知道,北京政府對漢人及其他民族的人權踐踏絕對不亞於西藏,但中國卻沒有一個達賴喇嘛在國際社會為中國人呼吁,那怕在已經有這麼多中國留學生在海外的今天,靠“六.四〞換綠卡的人把外辦的門檻踏破,但公開出來為中國人權呼吁的卻寥寥無幾,所以從這點來說,有一個達賴喇嘛是西藏人民的幸運,達賴喇嘛為了一個受迫害的民族辛勤奔波三十多年,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後中國政府居然強烈抗議。諾貝爾獎評委員會只能遺憾的表示,在頒發諾貝爾和平獎的八十多年中,只有兩次受到抗議﹕一次是希特勒,一次是中共。

國際社會第一次嚴肅關注中國人權的是八九學運的結果,他們第一次看到,中國人的血是怎麼在專製的鐵蹄下流出的。林希翎曾說﹕“六 .四〞死難的人要算最幸運的,他們是在全世界的眼皮底下死去的,多少右派分子和反革命,死了都沒有一個人知道。有幾次參加研討會,我對德國人說﹕你們不要以為中國就一個西藏,中國有五個自治區,五十多個民族,你們為什麼不為他們呼吁。

關心“人〞還是關心“版圖〞

如果你去觀察一下中國人和西方人對西藏問題的討論,你會發現一個很大的區別﹕中國人關心的是“版圖〞,關於西藏的文章就是在那裡引經據典,為了證明西藏早就屬於中國 ;而西方人關心的是在西藏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他們是怎樣受到專製政權的踐踏和摧殘。

中國文化本來充滿了以人為中心的人文主義思想,這兩千多年來一變再變,到了共產黨手上更是顛倒成黨高於國,國高於人——為了國的面子可以餓死幾百萬人,四十多年來號召全國人民要愛“黨〞愛“國〞,卻從來不說﹕首先要去愛“人〞﹕如果這個“黨〞和“國〞在逆“人〞的意願而行,就應當勇於站出來叛“黨〞叛“國〞——德國憲法明確定義人民有起義權,只要政府敢取消公民直選。所以,之所以要在中國倡導人權理念,就是要重新建立人的尊嚴,維護人的權力是一切國家政策的一目的;之所以國際社會這樣關注中國的人權現狀,就是因為對“人〞的關注是沒有國界的,是全人類的義務和權利。

有些學者翻遍書海,考證到西藏早在元朝時就已屬於中國,正是愛國愛昏了頭,都忘了國恥﹕元朝時中國人是蒙古的亡國奴,要不是幾個漢奸苦苦相求,大江南北早就淪為“天蒼蒼,野茫茫〞的放牧場了,那時西藏和中國都屬於蒙古,而不是蒙古和西藏都屬於中國。

民族是個文化概念,是一個有共同文化、共同語言、自然形成的群體;而疆域是個政治概念,是通過政治途徑、野蠻時代更多的是通過戰爭劃定的,所以疆域的劃定經常帶有血腥的背景,但中國人一談到西藏問題,馬上就會觸動神經裡的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裡,卻從不去想想,在西藏土地上的人是怎麼在生活,他們的文化遭到了怎樣的摧殘,我們漢人對這片土地又有怎樣的負罪感——可能馬上會有人出來反駁﹕這是中國政府對西藏的人權踐踏和文化摧殘,怎麼能說所有的漢人。錯了!中國人要求日本戰爭賠款,要求的是整個日本民族賠款,而不是要求當年發起侵華戰爭的戰犯賠款;德國總理布朗德跪在波蘭猶太人墓前請罪,是代表整個德意誌民族,而不是代表希特勒。以漢族為主體的北京政府對藏人的罪惡,在歷史上必須由全體漢族人民承受,盡管漢族人民本身就是這個政權的受害者

有人說,四十年來漢人給了西藏建設許多的投資,請問,東北的主要鐵路都是日偽時期留下的,中國人是否也應該去感謝日本侵華?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精神的摧殘和心靈的壓抑,是任何物質所無法彌補的。從這點就可理解,為什麼就連受共產黨幾十年馴服的“翻身農奴〞都不願看到漢人的統治,使胡耀邦當年積極促成的形式上的“藏人治藏〞最後還是破產——中共就連一個鐵心跟著他們走的藏人都無從找到。本世紀初,孫中山因為不堪漢人屈受外族的統治,而提出要“驅逐韃虜〞,曾為多少漢人激動不已,為什麼今日的漢人卻不能容忍藏族要求獨立的呼聲 ?清政府(滿族)對漢族文化的破壞——別忘了工程浩瀚、空前絕後的四庫全書整理是在清朝完成的——難道超過了文革中北京政府對藏族文化的摧殘 ?

民族自決權        

從國際和平的角度出發,只有采用民族自決,才能最有利地解決歷史遺留的領土糾紛。早在一次大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就提出了民族自決原則。二次大戰後,一九四五年《聯合國憲章》第一款明確提出“要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力和自決原則為基礎的友好關系〞。五二年聯合國又通過了《關於人民與民族自決權》的國際公約,提出人民與民族應先享有自決權,然後才能保證充分享有一切基本人權。六零年聯合國再度通過《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重申“所有的人民都有自決權〞。七零年聯合國又通過了《國際法原則宣言》,規定一個民族應當自由決定自己的國家,或與某一獨立國家自由結合或合並,或采取任何政治地位,任何國家都有義務避免對被壓迫民族采取剝奪其自決、自由及獨立權利的任何強製行動。中國政府多少年來不遺余力地要擠進聯合國這一國際大家庭,而在大家庭中卻扮演了被聯合國指責為“對被壓迫民族采取剝奪其自決、自由及獨立權利〞的角色,這是中國人民的恥辱。

事實上,恰恰共產黨是民族自決最早的倡導者和呼吁者,馬克思因深惡痛絕老牌帝國主義對弱小民族的強佔而積極呼吁民族自決,一八九六年倫敦國際社會主義工人和工會代表大會就決議“主張一切民族有完全的自決權〞。而列寧更是民族自決最早的實施者之一。

沙皇曾用武力徵服了不少周邊的弱小民族,並將這些民族全都圈入了俄國版圖,在俄國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後,應當怎樣處理這些弱小民族,許多俄國社會革命黨人就在“版圖〞問題上猶豫了,想偷梁換柱以“自治〞來代替“自決〞,實際上是以“自治〞來剝奪這些民族的獨立權。在這種情況下,早在一九零二年譜列漢諾夫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我們出於大俄羅斯同胞的民族偏見而回避民族自決權,“那我們所提出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就會成為一句無恥的謊言〞。列寧更是與那些民族沙文主義者奮爭,提出“一切被沙皇製度壓迫、被強迫合並或劃入版圖的民族,都享有同俄國分離的完全自由〞。十月革命成功後,民族自決權被寫入了憲法﹕蘇聯是“由各民族實行自由自決、平等的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自願聯合而組成〞,“每個加盟共和國都保留自由退出蘇聯的權利〞。所以就法律而言,波羅地海三國要求退出蘇聯,本身就是憲法保障的,但誰都知道,當蘇聯走向斯大林專製後,所有憲法都成了一紙謊言,誰要獨立,就先流放到西伯利亞去。

無獨有偶,中共執政後居然揀起了曾為列寧唾棄的民族政策﹕將“自治〞替換“自決〞,將五大少數民族地區全部定義成“自治區〞,然後在逼著“自治區〞裡的民族跟著北京跳忠字舞。為了政治和文化的雙重正統性,北京政府在文化上又搞出了“中華民族〞概念,將中國版圖裡的所有民族全部圈入“中華民族〞。漢族人一定不會對這產生多少反感(但應當有所反思),但你可以去問一下這些民族的人,有幾個會承認他們是“中華民族〞的一員,有幾個是通過民族自覺自願地與你“大團結〞的。就象當年日本提出的“東亞共榮圈〞,將日本的周邊國家(包括中國)全都歸入“共榮圈〞裡,但即使在日本的鐵蹄下,又有幾個中國人願與日本人“共榮〞?西藏、新疆和蒙古等民族不堪忍受北京政府的暴行,要求實現真正的民族自治,馬上就被扣上“分裂祖國〞的大帽,關的關,殺的殺,這就是大團結的血腥背景。

如果一個政府不能人性地對待相鄰民族的人民,則這個政府也不可能人性地對待自己民族的人民,這就是中國四十年來用各族人民的鮮血寫下的歷史。

土地與民主

要實現國際法中的民族自決權,有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這個國家是個民主的國家,因為根據民主原則——既然人民當家作主——土地就屬於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所有。既然一個民族是在這片土地上世代相傳的生活,並在這片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語言和文化,那這片土地當然就屬於這個民族所有。這個民族有權利選出自己的政府,決定他們自身的政治歸屬——他們可以獨立建國,也可以自願地歸屬於相鄰的另一個民族的國家,如果他們和相鄰的民族都認為,這樣的歸屬有利於雙方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

但是在專製社會就不同了,土地不僅不屬於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相反人只是這個土地的附屬物,哪個皇帝想分割或割讓土地,就把土地和在這土地上生活的人一起割讓出去。百年前清政府把香港割讓給英國,是把土地和人一起割出去;如今香港“回歸祖國〞,又把土地與人一起割回給北京政府。香港市民剛想自己當家作主,選出自己的議會,北京政府一個巴掌過來﹕現在只是換了主人,你們可沒有改變臣民的身份!——老鄧的“五十年不變〞,港胞錯以為是指香港現有的製度五十年不變,其實是指港胞的臣民身份五十年不變。

從這個意義上,如果我們自稱中國有五千年文明史的話,那中國人民至少有五千年沒有擁有過中國的土地。當年日本人在中國國土上燒、殺、搶、奸,幾十年後毛澤東點一個頭,周恩來劃個圈,就把戰爭賠款一筆勾銷了,可曾問過一個中國老百姓;中國政府要把土地圈給洋人,當地居民只有拆遷的義務,那有半句還嘴的權利。有些國人一提起西藏問題,民族感就上來了,能鑽到古書堆裡考證的還算好的,寧把西藏炸平都不給獨立的人都有之。其實,你也不過是老毛“準備死三億人打一場核戰爭〞——這三億個“人〞中的一個。

老毛時代是老毛的版圖,老鄧時代是老鄧的版圖。老鄧死後宮廷內又有一場惡斗,中國版圖在江澤民獨霸還是與李鵬瓜分尚未見分曉。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中國人民依舊是這片土地的附屬物——中國人民還遠遠沒有成為他們自己的主人,更何談成為這片土地的主人,而這正是中國人的悲哀

結束語

沒有中國的政治民主,不可能解決西藏問題;沒有中國人民的人權意識,即使中國民主也不可能解決西藏問題。從怎樣對待西藏的民族自決,可以看到中國人的民族心態。而北京政府正是利用這樣的民族心態,在愛國主義的幌子下,挑起民族沙文主義情緒。

希特勒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屠殺猶太人,日本軍國主義在效忠天皇的旗幟下屠殺中國人。所以,不要以為所有的愛國主義都是神聖的。相反,只有愛“人〞、尊重“人〞才是最崇高的;即要愛自己家裡的人,也要尊重別人家裡的人;即要把自己的孩子當掌上明珠,也要去關心中國孤兒院裡沒有父母、沒有親人、卻在那裡受人虐待的孩子。

只有這樣的社會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只有這樣的民族,才是一個受人尊重的民族,只有在這樣的土地上生活,你才會真正感到,你是在那裡做人。

注﹕本文原載《萊茵通信》1986年8月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