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人如是說


八月 19, 2014 3:38 下午

文/達瓦才仁:

不同的語言和兩個民族間征服與被征服的關係,把同在西藏的中國人和藏人分割在兩個不同世界,使在西藏的中國人無法了解藏民族的歡樂、痛苦以及民族心理和價值觀念。

舊西藏是什麼樣的社會

在《中國時代》今年第二期上看到『西藏獨立戰鼓隆隆』專欄中的文章,其中大部分作者都是以中共對西藏的定義,即最『野蠻、落後、愚昧、殘酷』為前提的,有的雖沒這樣說,但意思差不多。中國知識分子已不相信中共宣傳,但是不是真相信中共在西藏問題上說了真話?中國人一直以近代史的受害者自居,當中國知識分子突然面對已被封閉多年的對西藏的侵略和在西藏犯下的毀滅西藏民族、文明的事實時,自然感到難於接受、正視。

事實上,西藏在歷史上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舊西藏也不是中共所言那樣黑暗、野蠻、落後、殘酷。討論最好以具體事實,而不是形容詞來說明舊西藏,如果能將範圍稍擴大一下,將舊西藏與中國的社會包括國民黨、中共統治時期等比較則最好,因為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

我並不想為舊西藏『歌德』,作為一個藏人,更能夠體會舊西藏的制度和她的不公正、愚昧、閉塞等。只是相對於中共對西藏的統治,舊西藏還算要好得多。

在這個世界上,我想最沒有資格非議舊西藏人權或自由的,其實就是中共和紅衛兵,他們對西藏民族、對西藏文化的摧殘暴行真是罄竹難書,比起他們,舊西藏不過是小兒科﹕將一些強盜拉到街上以鞭子抽打並戴枷示眾幾天,這種古老的懲罰方式,在當時情況下是為人們所認同的。整個西藏只有兩座分布別能容納幾十人的監獄,而這兩座監獄在歷史上大部分時期是空著的。

在舊西藏,統治者除了徵稅而外(視地區不同而有輕重差別,我曾經耳聽到過許多藏人說建立了人民公社,我們才知道舊西藏的勞役賦稅已經是相當寬厚仁慈了),並不會控制你的思想,提倡宗教是一回事,但你不相信也沒有強制,很難想像會動用國家力量強制你每天搞『早請示』『晚匯報』,你完全可以信其他的宗教,並且結社自由——西藏原來幾乎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政治思潮,有的僅僅是一些宗教思潮,其中包括幾種佛教教派、苯波教、有幾萬名教徒的伊斯蘭教和只有少數人的基督教,他們可以建立自己的宗教團體。

西藏是一個幾乎沒有多少武力卻能維持統治的國度,在西藏歷史上,三大寺幾千僧侶對政府搞顛覆成功的例子並不少,因西藏沒有軍隊(十三世達賴喇嘛時才有正規軍),所以幾千名僧侶就可左右政局,,這不是什麼好現象,但由這個事實說明專政力量對人民的控制是多麼微弱。

西藏被中共稱為封建農奴制,其理由是西藏的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不得自由遷徒,如此說來,中國人不是在比西藏更嚴厲、而且是無條件的農奴制下生活了幾十年嗎?——我指的是人民公社和中共的戶口制度。

西藏的社會階層

在歷史上,土地一直是創造財富的最主要的途徑。而西藏又是一個土地完全由政府所有的——用中共的政治術語就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制度,土地的主人只有一個,那就是政府,西藏政府一切運作、開支和社會經濟活動等都是以土地政府所有為基礎的,政府將土地租給百姓,或撥出一定土地給西藏政府的官員作為薪俸地,給一些寺院作為宗教開支用(寺院和官員再將土地租給百姓,由于政府以免除這些土地的烏拉差役。中共大肆宣傳說,三大領主無償讓人民運送物資,即烏拉差役,其實這種烏拉差役是有償的,那就是土地的使用權﹕你擁有的土地越多,所要支應的烏拉差役也就越多,你擁有的土地越少,支應的烏拉差役也就越少如果沒有領種土地,就不必支應任何烏拉差役,這種烏拉差役是以天數計算的,所以勞動效率極低。以提供政府所需物為前提,從政府手中(或從官員、寺院)接受土地,包括十三世達賴喇嘛組建軍隊,其官兵亦是以撥給土地作為服役條件的。由于土地『公有』,除了特許,不管任何人都不可能擁有不交納勞役地租的土地,西藏政府的許多公告中就談到自己開荒的土地三年免除租稅,以後就要按面積交納。

還有一些貴族,由于其祖先的功勛或其他原因,取得政府撥給的土地,並獲得政府或達賴喇嘛賜予的免稅執照,從而坐享收穫等。貴族之貴,並不完全在血統,而在於官位,而官位不是世襲的,雖然可能有人會宣揚自己的血統,但一般而言,藏人受佛教『眾生平等』的影響,並不承認血統貴賤。那些所謂的貴族,如果沒有人在政府任職,就不過是一般鄉紳而已。如無免稅執照,其接受的土地,仍要向政府支烏拉,納賦稅。

人民公社社員都渴望擺脫這個枷鎖,但差巴(差巴,即支差納稅者的意思,也即被稱為『農奴』者,其實後來他們中的許多人被劃為中農、或富農、或領主代理人等)很少有人願意離開自己領種的耕地,因為他們的社會地位是較高的,相當於正式公民,生活有保障,其中有相當富裕的,他們只要能夠應付這些勞役,就比他們的社會地位還要低的就是自由民,他們是不擁有土地的人民,被稱為『堆瓊』,即小戶人家之意,中共在談到他們的遷移自由時,要麼不置一詞,要麼就暗示與差巴沒有什麼區別。其實沒有接受政府土地的自由民可以自由外出,去他想去的任何地方。如果僅從自由的角度而言,他們是最自由的,西藏政府在統計人口時並不把他們計入,因為他們不納稅、不支應烏拉差役,一般情況下他們佔西藏人口的一半左右(這其實也是中共叫讓西藏自治區五十年代初只有百萬人口——西藏政府報一百萬,中共估計一百二十萬以上——的來源,因為西藏政府在說明其所轄人口時,根據習慣只報領種政府土地並向政府支差納稅的差巴人口數),從社會地位而言,差巴是看不起他們的,因為他們沒有佔有任何生產資料,一般較貧窮。但在一些地區,由于處在交通沿線,這些自由民有時並不願意當差巴,但在一些地區如不在交通線上的,則很難有成為差巴或者說農奴的機會。

烏拉差役.農奴買賣.高利貸

由于差役烏拉實際上沒有形成統一,造成各地區間或交通線與非交通線之間畸重畸輕現象,因此在交通線上有許多村莊的農民逃亡事件。西藏地域遼闊,交通不便,只要從某縣逃到另一縣,就很難找到。其中以康區國民黨統治區逃亡西藏政府統治區的佔絕大多數,因為在國民黨統治區,藏人要承受兩種差役,一是原有的,另一個則是國民黨來了後增加的,中共的社會歷史調查中稱其比例是國民黨的佔百分之七十,西藏原有的佔百分之三十。中共老是強調西藏人民承受著沉重的烏拉差役,但從這里卻反證出國民黨的賦稅差役要遠遠多於西藏政府或『三大領主』的。

中共有許多文章譴責烏拉差役,但考慮西藏當時的歷史條件,這似乎是一種較合理的選擇,中共進入西藏後宣布廢除烏拉,因為他們很快修通了公路,不需要人背畜馱,在修建公路過程中,雖通過西藏政府徵調烏拉,卻給予勞動好的人超額的大洋作為統戰手法,但過了一兩年,中共就沒有這樣大方了。約一九五四年,由于黃河上游泛濫,交通中斷,中共就以舊西藏例向我們家鄉(現青海玉樹)的人民派烏拉,,人民以部落、村為單位,趕著自己的牛,帶著口糧前往果洛,途中要走一個多月(汽車一日程),在那里,屠宰自己趕來的牛,用牛皮製成牛皮筏子,配合中共的汽車墊船,從幾里寬的爛泥灘中運送物資到河西,然後再馱運至結古,前後近半年,未得中共分文,只是在黃河邊停留期間發了一點食物,作為口糧當然是遠遠不夠的,那些為製作牛皮筏子屠宰的牛,要由全村人湊錢賠償。可見在公路不通時,中共除了徵調他已宣布廢除的烏拉,也想不出其他的高招。

中共將一些正常的現象也要生拉硬扯到『農奴制』上,如中國政府的調查人員到處搜集農奴被買賣的證據,如某甲把一塊土地轉讓給乙,耕種這塊土地的『農奴』也隨著這塊土地一起被轉讓出去,『反映了一種買賣奴隸的殘餘影響』。其實,這和農奴是不相干的,因為雙方轉讓的僅僅是土地,至于人,一般而言兵變會因此有什麼得失,他還是繼續租種土地。就像一個工廠,今天的主任是丙,明天變成了丁,工人也就隨著工廠轉讓了出去,能說這些工人被出賣了嗎?

再說借貸,這是中共經常指責的一點,高利貸是西藏借貸的特點,政府貸出的利息雖低,但數量很少,許多貴族從政府借糧後貸給百姓(利息一般是借四還五,借五還六,也有少數比這還低的),其中的剝削是無可置疑的,但在西藏特殊環境下,這種借貸也並不是一無是處,西藏的寺院是主要的借貸者,一些研究者稱西藏寺院為西藏社會的『蓄水池』,豐年他們蓄積大量糧食,災年人民可以通過向寺院借貸以解燃眉之急,由于生產資料、包括土地甚至生產工具等都是屬于政府或是附屬於土地的,所以,一般百姓中多有負債者,但他們很少知道究竟欠了多少,也不關心,由于不愁借不到糧食,所以餓死人在西藏是聞所未聞的。在西藏,幾乎沒有中國農民在年三十因逼債逼得家破人亡的現象出現,西藏農民和政府或是土地出租者之間的矛盾是相當緩和的,極少出現激化的現象,其中佛教的慈悲與憐憫心起了重要的作用。

不懂藏語如何了解西藏?

《西藏人如是說》作者鄧明海和徐明旭先生口口聲聲去過西藏,了解西藏,鄧先生文中還有一個在西藏的中國人吹牛說﹕『我們比所有西藏以外的人,不管是中共統治者,還是國際人權門士,甚至達賴喇嘛本人都更了解西藏。』真是如此?首先請問許先生和鄧先生,你們以及那些感到委屈的中國人懂藏文藏語嗎?絕大部分在西藏中國人都不懂,何況徐先生在西藏不過短短四年而已。不懂西藏語言而妄稱了解西藏,並以西藏專家的架式指點山河,不覺得有點底氣不足嗎?

西藏沒有新聞、言論自由,人們通過官方媒體看到的全是經過美化或修理、甚至完全編造的東西(特別是中文媒體),許多時候,甚至那些提供信息者本身對西藏也不甚了了,中國人常指責外國人走馬觀花不懂西藏,是有點道理,但在西藏的中國人與這些外國人不過五十步笑六是步,彼此彼此而已——有時甚至不如老外,因為老外有條件了解中藏兩面說詞,而中國人聽到的僅僅是極淺薄的一面之詞)。

如果不懂藏語,你住在西藏和住在北京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因為你看到的電視新聞、報紙等一切中文的信息都是中共精心『整理』好的,所以,徐先生在未去西藏前雖對西藏一無所知,但仍可以在西藏輕松地編輯刊物,因為這些中文報刊與真實的西藏並沒有什麼關係,在這類報刊新聞中,所謂西藏的特點除了高山反應、氣喘還有就是以獵奇心態作知的鳥葬、一妻多夫、迷信等,除此就是惡意貶低(西藏)和讚美(中共)那一類家常便飯了(有些中文作家專靠兜售獵奇故事賺錢爭名,徐先生不喜歡的扎西達瓦是中藏混血兒,出生和生長在中國,返回西藏後不懂藏語,全靠編造一些離奇的所謂原始血腥題材取悅中文讀者)。

不同的語言和兩個民族間征服與被征服的關係,把同在西藏地域上的中國人和藏人分割在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使在西藏的中國人永遠無法了解西藏民族內心深處的歡樂、痛苦以及由佛教文化衍生的民族心理和這個民族通過佛教哲學而產生的價值觀、慈愛觀等等。就像班禪喇嘛所講的『西藏人兜里揣著三套話,一套是會議上用的,全是偉大、光榮那一類;另一套話是對一般人講的,都是牢騷;還有一套話是給知心朋友講的,那時就會大罵,有些話甚至是非常反動的』(班禪喇嘛於一九八九年圓寂前在扎西倫布寺座談會上的講話)。它的內容,第三套話則完全是聞所未聞。

達賴喇嘛代表團訪問西藏時,就有許多自以為了解、甚至精通西藏的中國人的精彩表演。在代表團未至拉薩之前,拉薩的中共官員告誡人民『不要向代表團吐口水,扔石頭』,還向上級保證西藏人民經過三十年的教育,『階級覺悟空前高漲』;結果,卻是人民蜂擁而來歡迎達賴喇嘛代表團,不顧軍警的阻攔,哭訴心中的苦難等(這就是中國官員以前聞所未聞的第三套話了)。

在西藏的中國人長期強制人民說假話,到後來連他們也相信了。至于對西藏民族特殊的價值觀、慈愛觀等較深刻的問題,自以為先進、高級、文明的在西藏的中國人幾乎不屑了解,也根本就不懂。現在雖有《西藏研究》《中國藏學》等機構,但那完全是以證明『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為使命的政治機構。即使研究宗教儀式、舞蹈及風俗習慣等,也定會從中生拉硬扯、捕風捉影地考證出一些中原文化向西傳播的故事。

由于代表中國文化的官員對西藏幾千年歷史的深奧文化採取不屑一顧、蔑視的態度,並以暴力試圖將其消滅之,使中藏民族間的心靈世界處于相互完全絕緣的世界里,才會有上述中共官員吹牛現形記。

現在又有人在海外聲稱了解西藏,其實這些人除了官辦中文刊物外,幾乎沒有任何的信息來源,在官辦中文報刊中,你永遠不可能看到真實的西藏(說句較難聽的話,徐先生在國外寫的大量文章,除了中共宣傳——當然經過了改頭換面、重新組裝——真的還有什麼在西藏以外靠看中共報刊而不能知道的內容嗎?他講得其實中共已講了四十餘年,只是大部分中國人以前沒有注意聽罷了),所以說,那些中國人比其他未來過西藏的人如果說有什麼更多認識,那也不外是一些簡單的感性認識如寺院、皮襖、轉經的人、犁牛等等。

『少數民族專家』書記

一些中國人可能真的以為自己成了專家。西藏中共書記陳奎元也公開自稱是少數民族專家,他是從新疆過來的,在新疆學王震施高壓,中共決定在西藏採取更嚴厲的鎮壓活動而將他調來,他一到西藏就開始調用大量的中國幹部,赤裸裸地以中國人統治西藏人,大量的撤換西藏籍幹部,其中最典型的如《西藏民俗》編輯,在陳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的四年里先後撤換了七個主編——當然都是藏人,因為《西藏民俗》是西藏唯一一本政治異味較淡而主要介紹西藏傳統文化的中文雜誌。現在的《西藏民俗》已經和中共辦的《主人》等政治宣傳刊物沒有什麼兩樣了。

他作為少數民族專家,當然也有其高論,如稱西藏的佛教不是西藏文化而是外來文化等,因此陳提倡在西藏拋棄舊的文化糟粕,宏揚時代的主旋律。什麼才是『舊的文化糟粕』呢?去年七月十一日,他在西藏自治區文藝文化工作會議上指出﹕『在一些節目和文章中,沒有反映現代的發展,卻將沒有時代氣息、特徵的卻以奇異的雪山、康巴漢子的瀟灑、大排長龍的朝聖者和拜佛、唸經等表現出來,使人們不能區別究竟是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西藏,還是在表現封建農奴制的舊西藏。』在這里陳將西藏的雪山、康巴漢子的瀟灑、拜佛、唸經、朝聖等都歸入封建農奴制,他要的主旋律是什麼還不清楚?

西藏問題的實質,歸根結底其實就是專制與反專制,侵略與反侵略。征服與反征服的門爭,是一個民族、一個文明爭取生存的門爭,而並不是為了反對共產黨。

在藏中國人在為什麼獻身?

中共在西藏是一個什麼樣的政權呢?這個政權,在只有幾百萬人口的西藏,卻關押著一千二百一十六名有名有姓的政治犯,加上外界還不知道的會有多少?而作為這樣一個政權的一分子(不管他是標榜認同還是不認同)的在藏中國人,還談什麼獻身精神,首先不覺得可笑嗎?而且獻身精神也並不都是值得稱道的,納粹黨徒為了希特勒獻身,可並不光彩;響應黨的號召移民西藏,對藏人也不是一個好消息;何況還有許多所謂獻身者是獻身於中共消滅西藏民族、文化以及奴役藏人的事業中,這種獻身對藏人當然也不是令人振奮的。所以,除了科學研究者或醫生等少數人確實為西藏帶來一些利益而外,像徐先生開始稱被流放,後又稱戴著大紅花去的,但不管怎麼去的,你在西藏的編中文刊物的工作是為移民和中國官員以及極少數藏人官員服務的,你即使有獻身精神,與西藏人民又有何干?且不論這些中國人,許多都是認同中共對西藏殖民統治的。當然筆者並不否認有極少數在藏中國人是有著崇高理念者,我們家鄉有一些在文革中派來的年老醫生給當地藏人留下了難忘的影響,但這種人實在是太少太少了,不足以代表任何階層。

目前在西藏的中國人那里還有什麼最後的理想主義那類神話?西藏已經是一個軍警、特務橫行霸道的世界。一切醜惡現象幾乎都與他們有關,如在拉薩的公開賣淫已是無孔不入,即是『嚴打』也照樣娼盛,為什麼?因為都有軍方背景,其中所謂的『飲廳』是典型的、公開的淫窟,公然在街上拉客,那些老闆和所謂小姐的妓女多是四川人,因為軍隊的官兵多是四川人。這類飲廳甚至建到了自治區政府大門口和公安廳大門口。有些還是現役軍人直接經營,如圖書館對面的八八八飲廳,老闆就是一個少尉現役軍人。

再說所謂的『光彩事業』,是由統戰部部長(兼全國工商聯主席)牽頭組裝一批中國富商,以援藏為名到西藏來投資,但他們的援藏卻一點也不光彩,如名聲大操的有軍方背景的『奇正』藏藥貼劑就是這樣應運而生的,其老闆是原中國核工業部的一個工程師一類的,她在蘭州奇正大廈製造狗皮膏藥後,以奇正藏藥的名義銷售,『奇正』據說是取自孫子兵法『以奇勝,以正合』,在林芝完全由中國移民組成的城市八一鎮設有總部,從包裝、設計、策劃等則完全是由在廣州的黑馬公司製作,其中沒有任何藏藥成分,卻謊稱是根據藏醫《四部醫典》的傳統秘方,並以西藏著名神醫玉托運丹貢寶像作為商標等傾銷。

在鄧先生的文章中,鄧先生埋怨藏人常常將中共和中國人混為一談,認為在西藏的暴行是中共所為,並說『其實在西藏的漢人大多數與內地人民一樣並不認同共產黨,而藏人也並不全部反對共產黨』。

其實,對西藏問題的認識和親不親、認同不認同共產黨並沒有必然的聯繫。就像擴張、專制、壓迫、征服等並不僅僅是共產黨的專利一樣,這種思想在各種思潮、各個階層都有。因為西藏問題的實質,歸根結底其實就是專制與反專制;侵略與反侵略;征服與反征服的門爭,是一個民族、一個文明爭取生存的門爭,而並不是為了反對共產黨。那位中共軍官可能會不認同中共,但他不是從帝國主義的思維方式認同而且積極支持對西藏的統治嗎?要知道共產黨的反面並不就是尊重人權、民主的,法西斯和帝國主義並不是共產黨,國民黨對西藏人的征服戰爭比中共也溫和不到那里,甚至毫不遜色。

這位不認同中共的軍官和中共統治者,對西藏人而言,兩者究竟有什麼不同呢?西藏人把一般中國人和中共混為一談,難道僅僅是藏人的誤會?鄧先生可曾想過,藏人為何同樣說漢語的人,對香港人、新加坡人就彬彬有禮,而對北京來的就怒目相向呢?難道中國人方面就沒有值得檢討的嗎?所以,不管在政治觀點上如何不認同中共,但在對待藏人時卻有可能是同盟。鄧先生一邊埋怨藏人將中共和中國人混為一談,一邊不是也將藏人看成是中國人民的對立面嗎?如『西藏絕不能放棄』以及稱『四百萬人的藏族想戰勝十二億人的中國,不管有多少國際支持,那也是難予想像的』,班禪喇嘛在人大的一九八七年三月講話中談到﹕『六四年把我弄到北京,個別領導對我說﹕你妄圖分裂祖國,發動叛亂,你們藏族全部武裝起來也不過三百萬人,有什麼了不起。』鄧先生可能不認同中共,但談到西藏時,卻與中共多麼的相似,同樣是多麼的霸道啊!

西藏問題的解決,固然是中共的因素,但中國人對此的默認甚至支持難道能視而不見嗎?所以,我們說不認同中共不一定就不認同專制、擴張、侵犯基本人權(鄧先生不是照樣認同中共軍官的帝國邏輯,並稱之為有國家觀念嗎?)。同樣並不親共的徐先生,在西藏問題上不是仍在重復中共講了四十年的神話嗎?

徐先生指責國際輿論是達賴喇嘛的翻版,達賴喇嘛有那麼大的能耐?流亡藏人背井離鄉,一無所有,言語不同,又何德何能?竟然左右國際輿論。徐先生也太看輕國際輿論的辨別是非能力,也太看重你的所謂的西藏事實了吧?中國人除了把一切一口氣推到『反華』或『反共』因素而外,就找不到其他的原因嗎?

中國文化和西藏文化一樣遭到毀滅?

還有一種論調,認為西藏文化毀滅,但中國文化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樣受到破壞,言外之意就是大家都不要說,我不同意這種說法,這不僅由于中國文化遭到破壞和西藏所遭到的毀滅無法相提並論,而且西藏的災難並不是從文化大革命才開始的,班禪喇嘛在信中已明確談到,西藏的寺院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已在民主改革時摧毀了,那里還輪得到文化大革命?

在這里,還有一個嚴肅的事實卻被中國人有意地忽略,那就是中國文化並沒有被消滅,頂多了是其中的一些內容遭到削弱,但同時卻又有新的文化成分的加入。不管你怎樣評價,共產文化也是一個文化。中共(其實是中國知識分子自覺的選擇)削弱了孔孟之道,並以共產黨來代替(那其實也是大部分先進知識分子努力的結果,不能因現在的結果不彰而否認當初的選擇),所以在中國並不存在毀滅文化的事,從五四運動開始捨棄孔孟之道,引進新『道』,是大部分中國人自覺的選擇,不是哪一個外力所強加的。存在的問題或者說矛盾只是選擇哪一種『道』來代替孔孟之道、振興中華的問題。這一切都是在中文世界里進行的,實質上是屬于中國文化新陳代謝的範疇,不存在毀滅的問題。而在西藏卻不是這樣,根本就不要提及他,連西藏文明的基因——藏文都被禁止使用,在社會上幾乎完全看不到藏文書籍,中國人強制推行中文(鄧文說效果不彰,那是以效果否定行為。鄧文還說並沒有強制推行,中共規定哪怕是藏人自己辦的學校,也一定要教中文,但可以不教藏文。這是不是強制?類似的尚多,這僅僅是一個例子),藏人們開始在各種場合說著一些咬字不清、語法顛倒的漢語……對西藏人而言,問題並不僅僅是宗教要消亡或是否接受共產主義的問題,而是西藏民族、文明已大禍臨頭,要被整個連禍端了,要滅亡了,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文化沒有國界,但他的傳播需要文字的轉譯,而文字是有一定範圍的,一般而言,一種文字總是代表著一種不同的、特殊的民族文化,通過文字的翻譯,許多其他民族的文化逐漸成為本民族文化的組成部分,就像佛教對西藏或者共產黨哲學對中國(最少是一代人吧),這中間,文字作為文明的載體,是一個文明(同時也是一個民族)生存、發展的基礎。一個人如果不是通過本民族的文字,而是以其他民族的文字作為唯一接受信息的渠道,這個人就會被異化;從民族的角度就是被同化、消失,這是許多民族消亡的最主要原因。因此民族存在的最基本的表現就是本民族語言文字的使用(不使用本民族文字仍存在的民族,其實不過是暫時的、正處在消亡中而已)。一個人用異民族的文字創作的作品並不能豐富本民族的文化,對一個民族或民族文化的生存,用什麼文字比當事者是什麼血統要重要的多,滿人曹雪芹寫作,當然誰也不會認為這是滿族文化;蒙古人求扎加措編撰了第一本藏語現代詞典,他豐富的當然也不是蒙古文化(中共也將藏人用中文寫的作品稱為藏族文化,那是在戲弄藏人);文化的歸屬,血統並不是主要的,而是他所使用的文字。一個民族的特徵或其文明的存在,最主要的是通過文字或對文字的使用來表現。

文字是一切文明的載體,文字的存亡關乎著一個民族和文明的存亡。沒有文字作為載體而在現代世界讓一個文明或民族長久留存於世是一種妄想,民族文化必須不斷的在發展、揚棄中前進,西藏的文化也不例外,它需要新陳代謝,需要有所取捨,這都是正常的發展,而即使在文革中,中國人其實是在行使這種取捨(由中國執政的共產黨主導);而西藏人則完全是任人宰割,完全剝奪了對本民族文字(在許多場合甚至還有語言)的使用的權利,短短二十餘年中,擁有千年古老文明的藏文卻幾乎被完全毀滅,當然就完全談不上什麼繼承和發展西藏文明了,顯然西藏和中國不能一概而論,而中國根本不存在這樣的問題,中共在削弱傳統文化的同時,也豐富了中國文化,即這是在中國文化的範圍內揚齊了一些,引進了一些,你可以說引的不對什麼的,但不能否認引進的結果豐富了中國的文化,然而在西藏或者說在西藏文明中,卻幾乎根本就不存在引進的問題,而是連根拔,根本就不讓你有使用藏文的空間。班禪喇嘛剛開始與中共合作,但他不久就醒悟過來,開始為西藏民族和文明的生存、延續而奮門,一九八八年,他在中國藏學中心第一次工作會議上談到﹕『藏文使用了一千五百年,但在共產黨來了後,僅僅二十年時間就完全消失……(藏語被消滅)雖然不會是黨的初衷,但對藏族的藏文是要其真正有效的使用、延續,還是要將其毀滅,我心中是有看法的。』其實何止班禪喇嘛,西藏人民都有『看法』,只不過我在此將這個看法直白地講述出來,而班禪喇嘛和西藏人卻沒有這個機會和權利而已。

(原載《中國時代》月刊,此處引自由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發行的《達賴喇嘛與漢人對話》一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