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 「 理解與對話」達賴喇嘛在波士頓與中國學生的談話


今天,我很高興能在這裡和中國留學生及學者會面,我總是感到與中國人建立個人關系和他們進行誠摯的對話是極為重要的。不管我去什麼地方,總是想方設法和中國的學者、學生、記者、民運人士和佛教徒們見面。有的中國人還到達蘭薩拉來看我,我也總是想方設法擠出時間和他們會面,幾個世紀以來,作為鄰邦的西藏與中國之間除了偶爾發生過一些沖突和對抗之外,絕大部分時間相處和睦,在未來的時間裡,我們除了作為鄰居和睦相處下去之外,沒有任何別的選擇,因此我經常敦促流亡在外的西藏人去接觸中國人,和他們交朋友。建立個人關系,我一直強調要西藏人分清中國的百姓和中共政府之間的區別。

值得一提的是,經過了天安門悲劇以後,一大批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學生逃離了中國,這給國外的西藏人和中國人之間相互了解,進行對話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時機。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有加劇中國人和中國政府之間分歧的意圖,事實上正如我們目睹的天安門民主運動的過程,證實了中國人民渴望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權的熱心並不亞於其他民族。特別是令我感動的是,那些在“槍桿子裡出政權〞思想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實際上崇尚非暴力的道路,也就是我一心遵循的原則。當然,讓西藏人民對中國人開放胸懷表示友好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並不是所有的西藏人都樂意。當我設法讓他們接觸中國人民的時候,我想對於我們的中國朋友來講,當他們試著和我們這些中共政府稱為“反動派〞奴隸主和“分裂分子〞溝通時,也會有同樣的感覺,然而在過去幾年裡,由於我們共同的努力,雙方之間的接觸有了明顯的進展,現在,西藏人和中國人在世界各地已越來越熟悉對方。

在中國大陸的人權門士和民運人士,象魏京生等人,在促請他們的政府尊重西藏人民的最基本的人權和自治權。在海外,中國的學者正在為未來聯邦式的中國擬訂一部憲法草案,其中也包括了西藏的聯邦式的地位。尤其是在國際聲援西藏組織和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的共同發起之下,還有你們………我們的中國朋友們的參與合作之下,使我們能夠聚在這裡,共同討論西藏問題,這些事實本身表明了﹕加強西藏人民和中國人民之間的對話,是會帶來積極成果的。這也證實了我一慣倡導的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對話,是可以更好地理解對方打下堅實基礎的。可是中國政府對此卻置之不理。

我深信,達到我們目標的唯一的途徑就是通過對話和人與人之間的和平接觸,因此,過去十五年間,我一直通過各種途徑,試圖與中國政府就西藏的前途進行會談。西藏作為一個完全獨立的主權國家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而且我堅信西藏人民有權力選擇獨立,但是西藏現在處於中國的統治之下,這也是一個政治現實,正因為如此,我們應找出一條雙方都能接受解決問題的道路,我曾經提過一個“中庸之道〞來解決我們之間的問題,這也是對鄧小平先生的“除了獨立什麼都可以談〞的回應,在過去的十五年裡,我們曾派遣了六個官方代表團訪問中國和西藏,我的私人特使訪問中國也至少有十多次,我還向中國政府提到過一些建議,並且發表在有聲望的國際論壇上以表明我們的誠意和認真。不幸的是,中國政府不僅拒絕我的建議,而且把我稱為“企圖把西藏問題國際化的分裂主義分子〞,其實,我所作的一切只不過是想保護西藏的文化及其獨特的民族傳統和尋求一個藏中雙方都能接受的並對雙方都有益的公平的解決問題的辦法而已。中國政府自己對西藏傳統文化宗教和風俗習慣的不尊重,就是踐踏了西藏真正的自治。正是中共的宣傳媒介竭力把西藏描寫成一個在世界上最黑暗、最野蠻、最落後的地區,和在西藏實行的高壓政策,被西藏人民視為沙文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行經而激起了憤恨,所有我們有理由說,正是中國政府自己的政策迫使西藏的分離,最近的有關尋訪班禪喇嘛轉世的分歧是一個例子。

“靈魂的轉世〞這一概念對於一個無神論者的共產黨政府來講,完全是一種荒謬的異端邪說。然而對西藏的佛教徒來講,可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基本法則。而現在,一個無神論者的共產黨政府在指使我們誰應該認選和誰有權力核準,這完全是粗暴的踐踏了西藏人民的歷史傳統和民族風俗習慣。

就有關的西藏問題國際化而言,在中國入侵西藏和武力鎮壓1959年的西藏人民的反抗之後,十多萬西藏人逃離了自己的國家,在世界各地成為難民,從而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而不是某一個人在有意使問題國際化,相反我從1978年到1987年之間還曾試圖在無任何國際組織圈入的情況下通過單獨和中國政府談判來解決問題,不幸的是,我的一切努力被中國政府置之不理。

而在最近的兩年裡,中國政府提出了一個談判的先決條件,就是不僅讓我放棄西藏獨立的的主張,而且要我承認西藏歷史上始終是中國的一部分。可是我們的歷史顯示,西藏歷史上是一個完全獨立的主權國家,而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也許,中國政府對於歷史有其不同的解釋,但這強加給我們是不會有任何結果的。因此提議,與其糾纏歷史問題不如保留各自對歷史的不同解釋,而面向未來,正如鄧小平先生經常所講的那樣“向前看〞,歷史是不可能改變的,可以改變的是未來。

最近在美中關系上發生了一些摩擦,我們絕無意從中獲利,相反我們原意促請美國政府加強和中國的關系,希望美國領導層繼續和中國進行對話,找出一條非孤立和製裁的解決辦法,美中間一個穩定正常的雙邊關系,不僅有利於美中雙邊,而且也有助於解決西藏的問題,我還促請中國領導層認識到武力強迫和恐嚇是極不利於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如國際社會對於中國政府最近的對於李登輝訪美一事的過激反應和台灣海峽的導彈試射等的評價很不好。

今天,當人類社會進入二十世紀之際,中國也處於一個緊要的關頭,在經濟、政治和軍事正迅速發展的同時,中國的社會也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中國的領導層也面臨著更新換代的局面,人民遲早會要求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權的。

一場從一個極權政治到一個更為開放和民主的政治的轉變是不可避免的,不管它是一場和平的演變,還是一場激烈的變革,只是什麼時候發生和以什麼樣的方式發生的問題。

一個愛好和平的自由的中國,一個尊重人權的繁榮穩定的多元化的中國,一個在鄰邦的友好關系上具有安全感的中國,將不僅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的利益,而且對西藏對於亞洲、甚至整個世界將會帶來巨大的利益。

未來中國從極權政治轉為民主國家的過程中,西藏問題同樣是無法逃避的,如果合理解決西藏問題,不僅有利於中國自身的過渡,而且有助於使西藏加入其民主化的過程的聯盟。如果西藏問題解決不得當,將會對中國的轉變極為不利,借助武力鎮壓西藏境內的和平示威者等於在扮演一個壓製民主的角色,是對中國自身的和平過度極為不利。還有,如果在西藏繼續執行現行的強硬政策,不但不能解決問題,還會使問題進一步複雜化而更難於解決。甚至還會增加西藏人民的不滿情緒和發生暴力的可能性,這對雙方是絕對沒有任何益處。

從我們的角度,正尋求一個和平寬容和理解為精神的解決辦法,解決西藏問題需要軟著陸,而不是強硬。在任何情況下,西藏的活動人士必須繼續堅定地遵循非暴力的原則。我們希望在互尊互利的基礎上,和中國交往,我們希望和中國建立一個永久的友好關系,而不是敵視中國。如果我們選擇留在同一個國家中,我們就應該象一個真正的兄弟姐妹那樣生活在一起。如果我們選擇分開,那麼我們就應該成為一個永久友好的關系是西藏的頭等大事。

解決西藏問題時,不僅應該考慮西藏和西藏人民的最根本的利益,我們應該認真地體諒中國的戰略問題、經濟利益和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那些居住和工作在西藏的中國人的生命財產和人民將會得到保障,有關他們權益將會得到妥善的安排。 1988年我在法國斯特拉斯堡提出的建議原則上概況了上述事項。

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偉大國家,對於人類文明曾經作出過巨大的貢獻。今天的中國更迅速地發展成為一個政治經濟和軍事的強國。一個保衛和平維護人類尊嚴的強國,將會贏得世人的稱道。一個尊重小國權益的強國,才是真正的強國。和平解決西藏問題,收益的不僅僅是西藏人民,最終將對中國自身帶來很大的利益。

最後,我堅信盡管西藏這樣的小國,也可以為中國的和平和繁榮作出貢獻。最近幾十年裡,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中出現了極端的功利主義傾向,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都在極大的程度上破壞了中國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價值觀。

一個精神和道德價值觀荒漠正在中國社會迅速蔓延,在這種情況下,西藏的佛教和佛教哲學能夠幫助於千百萬中國兄弟姐妹找到精神上的歸宿。

畢竟,傳統的佛教對於中國的百姓來說並不是異端邪說。

謝謝大家!

1995.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