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四十年回顧


August 19, 2014 3:34 pm

在神聖的達賴喇嘛的領導下,流亡政府在過去的四十年裡,為西藏的政教和民族自由而艱苦奮斗,取得累累碩果。凡吃糌粑、頌六字真言、堅信因果道理的全體藏人,都對此懷著驕傲歡悅之情,並充滿信心地為未來繼續進行努力。

建立難民定居點

為了保護西藏的宗教、文化、傳統習俗,保持藏人的凝聚力,達賴喇嘛向印度總理尼赫魯提出了為流亡藏人提供地方以防藏人流散各地以及幫助建立定居點的要求。因此,從1960年在麥索爾建立第一個藏人定居點開始,到目前近四十年裡,在印度、尼泊爾及不丹各國,已建有以務農為主的定居點26處,以手工業為主的定居點16處以及10家工廠,12個零散定居區。另外與當地居民雜居的熱迦有150家、德吉林定居點四圍有145戶、扎毫爾有56家等,對此設立定居點或其他安排計劃正在實施中。另外,目前仍在進行中的投資包括為定居點撥款4622814盧比,種植400公頃蘋果樹。投入一千八百萬盧比以促進熬日薩定居點的農牧生產和水力建設、栽種果樹以及相關訓練等綜合項目。同時,對孤寡老人或病患者以及無人監護且不能自立者,設立了專門的養老院,解決了許多社會問題,效果顯著。目前,流亡藏人人口超過128409人。他們都根據個人的能力及愛好,服務於工農商或社會服務等行業,基本上已能自給自足。

民主製度日趨完善

達賴喇嘛在承擔西藏政教領袖的同時,即有在西藏創立與現代社會製度相適應之民主製度的願望,1952年開始進行改革,首先創設社會改良辦公室並開始運作。流亡印度之後,雖無人民的要求,達賴喇嘛卻根據已有的願望開始推行民主製,1960年9月2日,通過人民選舉產生的議會正式宣誓就職,西藏第一屆民主議會產生。議會在擬定西藏未來憲法要旨,並廣收人民意見之後公布了西藏憲法草案。

1964年,在大型定居點的行政機關中,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的代表與政府派選官員一同主持定居點或地區的福利事業。從1970年開始,流亡政府每年的工作會議上,形成由議員提出質詢並通過討論做出最後決定的傳統。

1972年,召開“自由正義運動〞大會,大會通過了人民向政府自願納稅的決定,並在各地逐步設立“自由正義運動〞組織。

1975年,規定西藏政府每年的預算必須通過內閣報議會決定。

1986年,達賴喇嘛提出了內閣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以及政黨執政構想。

1989年,在公務員大會上,達賴喇嘛指出要盡快成立小組,研究政府由人民選舉產生的方法和變革達賴喇嘛職權等內容的憲法草案起草事宜。

1990年召集的特別大會上,決定噶倫(內閣成員)由議會選舉產生,通過選舉產生的噶倫不必經過達賴喇嘛的任命以及增加議員名額等。

1991年,決定對未來西藏憲法草案進行適當修改,並擬定有關西藏未來憲法的有關計劃。製定適合於流亡時期的民主法規章程。

十一屆議會產生後,由46名議員組成的議會依法通過選舉產生了新的噶廈(內閣)政府並履行立法職責,通過了流亡藏人法規。同時,專設各獨立機構行使特別職權,使西藏政府在實施三區(康、安多、衛藏)統一之自由民主製的同時,根據時代和環境而不斷得到進步發展,目前的西藏政府已展現出了嶄新民主的風貌。

維護和宏揚宗教

在繼承和宏揚宗教方面,由西藏宗教部負責先後召開五次有各教派領袖和高僧學者參加的宗教會議,使西藏佛教進一步得到完善和發展。目前,流亡社會有分屬各教派的二百余座寺院和16座尼姑庵,有15346余僧侶和1472名尼姑。240余名經過師範學校畢業的優秀青年被分配到各寺院擔任教師。約從1981年開始,對在各寺院學修的新流亡青年僧侶,每月發放30盧比助學金。以後又從1985年的50盧比增加到1994年的85盧比,現約有7787名僧侶受益。過去四十年裡,藏傳佛教走向世界,目前,在40多個國家和地區至少有890處西藏佛教中心。

振興教育

流亡伊始,達賴喇嘛向印度總理尼赫魯提出,為恢複西藏的獨立,必須對西藏青年在保持西藏傳統文化的同時傳授現代科學知識。1960年西藏政府創立木索日學校開始。目前有全日製學校或兩個兒童村所屬學校共計87所,26369名學生,1539名教師。1997至1998年間,上述學校的經費開支達317349236.56盧比。另有瓦拉納斯綜合學院及其他高等學院和18所私人學校等均提供接受教育的機會。目前,累計至少有65580余學生在各個學校接受了西藏宗教及傳統文化為主的現代科技知識,使流亡藏人不僅脫盲,而且教育及整體文化素質已堪輿世界先進國家看齊。

發展經濟

經濟部所屬企業一直從事規模不小的商業活動,從事編織地毯,生產各種手工業品,出版大量有關西藏歷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書籍,在各旅游點設立“西藏飯店”以及經營藏香、哈達、顏料、皮毛和藏人定居點生產的各類優質產品等商業活動,為西藏政府的運轉等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此外還經營許多福利性的非盈利項目。

西藏政府的所有經營項目完全遵循所在國法律合法經營,這些經營項目雖然以基金會、西藏政府福利會或經濟部的名義登記注冊,但其經營、監督、核算、審計等等統一處於經濟部的直接掌握和控制下。從1960年經濟部成立以來,主要由商業活動的利潤、1972年開始的流亡藏人自動納稅以及達賴喇嘛辦公室的下撥等收入在支持西藏政府的財政。如有不足,則由內閣設法籌措。然而由於西藏流亡政府的工作量和範圍日趨擴大,使政府支出成倍增長,例如,1960年西藏流亡政府的年支出是89578盧比,1997-1998年的預算是76848609盧比,加上經濟部本身的運轉開支57613580盧比,共計,134461190盧比,與60年代已不可同日而言了。

衛生事業的發展

1961年西藏政府設立藏醫歷算院以來,目前已發展到38所藏醫院和8所較大的西醫院以及67所小型醫院等共計113所醫院。除了極少數嚴重的痼疾絕癥之外,對大部分疾病的治療效果顯著。甚至一些現代醫學辣手難愈的疾病,卻通過藏醫治療而痊愈,從而使許多不同地域和傳統背景的人,都得以分享西藏醫學的成果和服務。

西藏流亡政府衛生部於公元1981年成立。衛生部擔負著全體流亡藏人的衛生保健責任,其所屬8所大醫院,68所小型醫院和38所藏醫院平時以治療為主,同時加強預防工作,不僅使藏人收益,也使藏人居住區附近的居民得益。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的保健工作,也由西藏藏醫院的兩位醫師和一位西醫負責。值得一提的是,西藏特殊的醫學還走向世界,正在全世界範圍內為人類的健康而發揮著不可低估的作用。為了保護、繼承和發展西藏特殊的醫學文化,藏醫院附設藏醫歷算學院,注重向青年一代提供學習藏醫歷算的機會。迄今為止,已有179名青年完成藏醫歷算學業,在世界各地為患者服務。目前藏醫院所屬各醫院有358名工作人員,其中包括110名醫生、16名歷算專家和232名醫護人員。藏醫院還附設有配藥廠、藏醫歷算研究室、藥物研究所、編輯出版社等機構。在流亡社會,對65歲以上的老年人和新流亡者以及貧弱者提供免費醫療;對僧侶和學生只收半價,僅此每年的開支就達50萬盧比以上。衛生部除了管理上述醫院還負責對群眾進行衛生教育、飲食衛生、防止肺結核、對病殘貧弱者安裝假肢、對新近流亡藏人中遭受中國軍警嚴重傷害、摧殘者設法提供醫療服務和技術培訓以及就各項醫療建設或設備尋求資助等等。在現代式的西醫院中,有11名藏人醫生,11名護士長和23名護士,11名檢驗員,2名眼科醫生,8名牙醫者,108名社會衛生工作員,83名醫院工作人員等總計263名工作人員。上述藏醫和西醫醫護工作人員總計621人。其中僅西醫院醫護人員的工資或日常開支以及各定居點的飲水、預防結核病、衛生教育、培訓、資助殘疾貧弱病人的醫療是以及添置醫療設備等等,以1997-1998年為例,年開支達15602920盧比。

西藏人民堅定的信心和立場

1949年赤色中國當局甫得政權,即開始實施對西藏武裝入侵。昌都戰役後,西藏政府被迫簽定《十七條協議》。其后,由於中共方面逐步破壞和踐踏協議條款,西藏人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於1959年發生偉大的民族大起義,中共當局在血腥鎮壓藏人起義並佔據整個西藏後,分隔西藏並在藏人中劃分所謂的領主、領主代理人、富農、中農以及貧農等階級,大肆分化捕殺藏人,並在先後進行所謂的民主改革、三大教育、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中,使藏人遭受亙古未聞的殘忍暴虐。期間,藏人在政治上毫無自由或權利可言,被視為會說話的牲畜,在經濟方面,強行沒收農牧民的所有財產和生產資料,在所謂的改革中分配的少量牛羊和土地也全部並入所謂的人民公社和生產隊,人民沒有任何自由享受生產收獲的權利,雖然是世間之人而卻遭受著餓鬼之苦。雖然如此,西藏人民仍然頑強地把感情和希望寄托在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和他所領導的流亡政府身上。而殘暴愚昧的中共當局竟然將因高壓而使藏人無法表現內心深切的痛苦和悲慘的現象誤認為是藏人已接受被徵服的命運。

毛澤東死後,鄧小平推行撥亂反正、開放和允許非國營經濟等新政策,並於1979年與達賴喇嘛及西藏流亡政府進行聯系,由此達賴喇嘛的代表第一次經北京參觀了整個西藏三區,當時,廣大西藏人民不顧中共的高壓政策,手捧哈達青稞酒等前來迎接代表團,他們流著淚向政府代表傾訴過去的苦難,此情此景,不僅明確表明了西藏人民不甘屈服、追求自由的堅定立場,而且也揭穿了中共所謂西藏人民翻身得解放,過著幸福美滿的社會主義生活的彌天大謊,並迫使中共政府不得不重新考慮已推行了二十余年的西藏政策。

此起彼伏的示威游行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自中共侵佔西藏以來,侵略與反侵略、壓迫與反壓迫、徵服與反徵服的斗爭從未停止過,特別是八十年代後期,反抗運動此起彼伏,據不完全統計,1987年發生9起反抗事件,1988年16起、1989年19起(當年,中共政府在拉薩實行軍事戒嚴)。1990年10起、1991年10起、1992年15起、1993年11起、1994年28起、1995年39起、1996年15起、1997年8期間,除了被中共軍警直接槍殺街頭的幾百名藏人,至少有1320余名藏人由於政治原因而逮捕,其中包括15歲的兒童和60歲的老人,這些分別被判處死緩、無期徒刑、有期徒刑的西藏政治犯普遍地遭受拷打與虐待,其殘暴較中國政府譴責的法西斯有過之而無不及,因而導致大部分政治犯身心遭受嚴重傷害,即使獲釋多已無法自力生存。同時,被中國政府暴虐致死或由於不堪暴虐,為反抗凌辱而自盡著,證據確鑿者就有40余人。另據有關統計,因獄中暴虐而死亡者達300余人。

去年,中國當局派出所謂的工作隊到西藏各大寺廟,進行所謂的“愛國教育〞和“清除〞運動,經日累月地強迫僧侶詆毀攻擊達賴喇嘛,不準保存達賴喇嘛像片,要求承認西藏為中國的一部分等,對此,遭到眾僧不約而同的抵製和反抗,使“工作隊〞的目的未能得逞。所謂的工作隊又到各縣鄉的寺院中展開政治教育工作,同樣遭到藏人的抵製,如“工作隊〞到山南昌珠寺時,眾僧當即關閉寺院大門,各自返回家中,令“工作隊〞尷尬不堪。

中共開始種新認識西藏

1980年,中國政府召開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4月8日,中共中央傳達的“關於西藏工作座談會綱要〞的通知中指出;

(1)要研究、了解西藏的實際情況等。

(2)要系統研究並自覺提出議題,配合有關部門解決西藏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等。

(3)由中央各部委確定的有關方針、政策、路線或指示如不符合西藏的實際情況,西藏黨、政、軍領導部門有權不執行或者變通執行。但對重要問題要向上級請示匯報。

(4)除了培養民族干部和調派必要的骨干領導之外,還要調配有才干的醫生、老師和科技人員到西藏。

(5)中央各部委,特別是計劃、經濟、教育以及衛生部門在擬定長遠計劃和每年的計劃時,要調查西藏的特殊需求,以滿足他們的合理願望。

(6)大家都要按照上級指示支援西藏。

(7)根據草案綱要所列條款,各有關部門要盡快研究並做出決定。

(8)西藏自治區要總結經驗,發揚成就改正缺點。

文件還提到﹕毛澤東的“民族問題就實質而言是階級斗爭〞的說法是錯誤的,不能再應用到民族關系上來,宣傳這種觀點,對民族關系除了造成嚴重誤解之外不會有其它等等。由此我們認為中國政府已開始承認過去解決西藏問題的政策及方法是錯誤的。

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率代表團赴“西藏自治區〞視察時,他面對西藏的狀況,驚訝萬分地說,過去中央支援西藏的撥款,難道都扔到雅魯藏布江裡去了嗎?並決定在“西藏自治區〞的漢人中將三分之二的人調回中國。駐西藏中國官員陰法唐在其文章中曾寫道﹕目前,西藏最大的實際問題是什麼?從全區來看,可以總結成“貧窮〞兩字。“貧窮〞是隨著“落後〞而來,“貧窮〞和“落後〞是實際存在的,我們要有承認貧窮與落後的勇氣。我們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滿足西藏人民的物質生活與文化生活,因此今後不應再發生爭空名而損害實際的蠢事。

1984年,中共當局在北京召開第二次所謂的關於西藏工作座談會,較深刻地認識到有關西藏的狀況,並具體製定了所謂的第六號文件,其中提到﹕西藏是我國具有特殊地域,與祖國內地各省甚至與內蒙、新疆等民族自治區相比也有許多不同之處。其中包括﹕

(1)西藏位於世界屋脊,海拔高,低溫缺氧,地廣人稀,由於位於祖國西南邊境,交通不便等因素而基本上長期處於閉塞狀態。

(2)西藏長期處於封建農奴製社會,經歷了幾百年的政教合一的僧俗貴族的統治。躍入社會主義之後,歷史遺留下的陳舊至今還很深厚。

(3)西藏基本上是一個單一民族即藏族聚居區,藏族人民是一個勤勞善良,智慧勇敢的民族,在悠久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特殊的心理素質和民族情感以及風俗習慣。

(4)西藏人民基本上全民信教、佛教在群眾中具有深遠的影響。

(5)歷史上的一段時期,英帝侵略主義曾侵略過西藏,隨著西藏的解放,結束了外國對西藏的侵略。

但一些外國勢力仍存有這種思想並利用西藏民族的歷史特點,特別是利用達賴等人在國際上的活動,企圖將我國的神聖領土西藏分裂出去。因此西藏已變成斗爭複雜、全球注目以及特別敏感的地區,因此,我們在該地區施行任何措施,均很容易引起世界的反應。西藏的特殊性,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因此,如果我們忽略和否認這種特殊性,我們就不僅會犯錯誤、脫離西藏人民,而且,會被國際敵對勢力以及國內敵對者利用來損害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中國高級領導習仲勛說;“看達賴的作法,(西藏)必然會成為侵略者的殖民地。有些人相信達賴所謂的西藏能夠孤立生存的說法,與西藏在歷史上由單一民族組成以及與外界基本沒有接觸或接觸極少有很大的關系。該文還稱﹕由於地理、歷史、民族以及宗教等的特殊情況,西藏成為令許多世人感到好奇的地方,頗受世界輿論的關注。西藏發生微不足道的問題也會立即引起普遍關注,而在北京發生的一些情況,人們卻不那麼認真對待,但是在拉薩和日喀則發生一點問題,很快就會外國報刊大登特登。特別是國外宗教勢力和敵視中國的勢力,隨時企圖干涉〞。

藏中間的關系狀態

1959年開始,藏中關系完全斷絕。然而,達賴喇嘛曾在七十年代初,在內部談及藏中對話的時機遲早會來臨。1979年,駐香港新華社分社負責人透過一名美國人向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洛頓珠表示有機會可以重續中藏聯系。嘉洛頓珠立即向達賴喇嘛匯報後,達賴喇嘛認為,由於中共主動表態,先由嘉洛頓珠與中國方面接觸,在聽取對方的觀點以後再做打算。嘉洛頓珠因此前往北京與鄧小平為首的中國官員和班禪喇嘛、阿沛阿旺晉美、巴瓦平措旺杰等人會晤。此行達成了組織代表團前往西藏三區參觀訪問的共識。由此,西藏政府先後四次派出赴藏代表團前往西藏各地,從而使內外藏人“母子相會”,並使西藏的正義鬥爭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和李先念都宣稱除了西藏獨立和分裂,其它任何問題都可以談。因此,達賴喇嘛分別在1982年、1984年先後派出三人代表團,以“中間之道”為基礎,就西藏人民的平等、自決權以及允許藏族不被分割問題向中共當局提出看法進行商討。但是,中國政府卻推出針對達賴喇嘛個人的所謂五條政策,試圖改變中藏雙方的基本政治性質,並提出西藏為中國不可分割之領土的前提條件。聲稱我方為互利而提出的建議是主張獨立、半獨立或變相獨立等等,極力設法回避而不予積極有效的正面反應,並借口建設西藏而大量遷入漢人以及加緊對藏人的鎮壓等,從而使中藏之間無法產生積極成果的情勢日趨明顯。

1987年9月21日,在華盛頓美國議會人權委員會上。達賴喇嘛提出五項和平建議。其後,又在斯特拉斯堡歐洲議會上進一步闡明五項和平建議的精神,提出包括即衛藏、康、安多的西藏,將在經過人民同意的法律基礎上成為一個民主的自治政體,這個政體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聯盟。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仍然可以繼續負責西藏的外交政策和在西藏未實現非軍事化和中立化以前,中國可以享有在西藏保持有限數量的軍事設施的權利,這項設施必須完全用於防衛目的。並表明最終的決定權在於西藏人民。

中國政府雖拒絕接受上述建議,但在國際上得到積極的反應和支持,並因而使支持西藏問題的力量不斷增長。

1989年,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評獎委員會主席伊尕爾本在授獎儀式上發表演講時說﹕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將授予始終如一地遵循以非暴力的途徑爭取民族自由的達賴喇嘛。

副會長在演講時說﹕此刻,我們有理由和以往一樣地相信人類的責任與自由的力量正在步向勝利。因此,我們為西藏展開的工作是適時而且是應該的,而且也一定會產生成果。

中國政府加緊殘暴政策

從九十年代開始,中國政府開歷史倒車,大肆鎮壓中國境內的民主運動。在“西藏自治區〞中共官員們還特別地、有計劃地逐步推行毀滅西藏民族和文化的運動。

1993年5月,在中國四川省召開的秘密會議上,通過了為遏止西藏自由斗爭而製定的一項政策,既更多地向西藏移民,從人口數量上平息藏人的自由起義;同時利用西藏宗教界主要人士以及對宗教組織進行滲透,參與並破壞藏人的各種運動。

另一份秘密文件指出﹕“八十年代以來,達賴集團的分裂運動已至新的時期,而且仍處於發展中而尚未到頂峰〞以及“達賴集團內部有許多派別,他們的政治立場在本質上雖然是一致的,但思想觀點和表現形式各異,因此,一定要有相應的對付政策,利用矛盾分化他們〞和“利用對故鄉的感情,逐步改變國外藏胞的行為,從而破壞達賴集團的基礎〞。並“認為在九十年代,雖然不能徹底清除分裂勢力,但有達到分化、分裂之目的的可能。

1994年,江澤民在北京舉行的第三次關於西藏工作座談會上指出﹕“過去在西藏工作中的一些混亂現象,責任有中央來負〞。這是中國政府開始公開背棄向國際社會和西藏人民承諾不改變開放政策以及第一、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議政策的開始。他們還宣稱“在我區反分裂斗爭的主要問題是反達賴集團,殺蛇要先斬蛇頭,否則就無法終結……〞,“在國際上的斗爭要對癥下藥,要爭取更多的朋友,破壞達賴集團“。

與此同時,中共政府開始了一連串動作,逮捕政治異議人士、整肅寺廟、禁止修複寺廟、限製僧侶數額、驅逐僧侶、不準保存達賴佛像、不準送孩童到印度學習、已送去者要召回、整肅工作人員、裁減藏人官員、增加漢人干部,改革教育從而試圖從根本上消滅西藏語文以及民族、文化和傳統。

目前,消除西藏文化中佛教的影響已經開始。七月,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奎元就有關文化發表講話時咆哮﹕有些人說什麼大學教材中取消了佛教內容以及學校已不是大學等等。

上述針對西藏的殘暴政策正是導致目前西藏局勢緊張的根源所在,如仔細研究,西藏流亡社會裡陸續發生的問題,其實也是以此為背景的產物。達賴喇嘛認為,中國的這些政策,除了表明其黔驢技窮而外,對實質問題的解決毫無助益,遲早將不得不改變其立場。

1987年,鄧小平一次講話中提到,“現代化建設與改革開放過程中,存在著“左〞與“右〞的障礙問題,其中主要的是“左〞的障礙,“左〞的障礙多出自習慣性勢力,經常年累積的陳舊行為不易改變。建國以來的1957-1978年間,我們所遇到的損失全部來自於“左〞。而西藏目前的狀態,以中共的術語而言,正是處在左的危害當中,絕難長此以往。

與臺灣政府的友好交往

1959年,臺灣總統蔣介石發表《告西藏同胞書》其中稱,“西藏未來的政治治制度與政治地位,一挨摧毀匪偽政權之後,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時,我政府當本民族自決的原則,達成你們的願望”。由於其精神與共產黨立場涇渭分明,因此,西藏政府先後努力設法與臺灣政府建立友好關系。但是,所謂的蒙藏委員會化費大量金錢利誘流亡社會的某些人員,在內部進行了許多破壞活動,因此,雙方關系一直沒有任何進展。

隨著臺灣的民主進展,1992年,臺灣總統顧問及國際自由民主聯盟主席、國民黨國會常委趙自齊先生獲總統批準前來印度並邀請達賴喇嘛訪台。之後,中國佛教會和省、一個特區、二十一個縣的1618座寺院及宗教團體的4485600余人,中華佛教所屬的100余座寺院和學者團體以及之後的百余寺院都先後邀請達賴喇嘛赴台。1994年,民進黨邀請達賴喇嘛,並由臺灣議會通過邀請決議。臺灣國際協會以及世界聯合臺灣會會長也分別致函邀請達賴喇嘛訪台。因此,西藏政府在與對方進行了認真的討論後,決定達賴喇嘛在沒有蒙藏委員會任何干涉的情況下赴台彎訪問。

1997年3月22日,達賴喇嘛赴臺進行為期六天的宗教訪問。當時,臺灣政府以及民進以國家之首的禮儀款待達賴喇嘛,達賴喇嘛在機場向媒體聲明;這次赴臺的主要目標是與漢族僧俗信徒善結法緣,與宗教界領袖會晤從而加深彼此的團結和進一步加深認識人的價值意義等純宗教活動。在訪問期間,達賴喇嘛前往高雄以及臺北市,除了在各佛寺祈願、朝拜,會晤淨心法師等長老,還為數以萬計的以男女比丘為首的信徒講解佛經和善良德行等。在先後兩次的法會上,有幾十萬虔誠信徒前來參加,他們如見佛陀一樣,對達賴喇嘛信仰有加,掀起前所未有的熱浪。在分別會見李登輝總統和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連戰時,連戰副總統說道﹕“過去雙方之間產生了許多錯誤和誤解。今後雙方的關係要通過新的途徑來建立新的篇章,這是至關重要的”。李登輝總統贊許達賴喇嘛是本世紀倡導和發展和平的重要領導之一。他還說,我們對能夠邀請達賴喇嘛感到非常高興,我們的人民對達賴喇嘛的駕臨感到喜悅和萬分的尊敬。達賴喇嘛的思想和言論,使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受益非淺。雙方在會談中還確定為了發展和加強宗教文明間的交流。準許西藏在臺灣設立辦事處(不久在臺灣設立)。

總之,此次的訪問表明,西藏的鬥爭不是反對中國和漢族人民,而且,也表明漢族人民需要西藏的宗教與文明的服務。故此,有力地回擊了中共政府宣稱西藏佛教無益於社會發展的謬論。

國際上有關西藏的決議

聯合國分別於1959、1961、1965年通過有關西藏的決議,亞非會議於1960年通過有關西藏的決議,此外通過有關西藏決議的還有聯合國人權委員會(1991),歐盟議會(1987、1989、1992、1993、1994、1995、1996、1997年先後十五項決議),美國兩院(1959、1987、1988、1989、1990、1991、1992、1993、1995、1998年先後通過十一項決議以及六項有關西藏的法律文件),德國議會(1987-1996)通過兩項決議,瑞士議會(1991年),澳大利亞議會(1990、1991、1994、1995、1996年)通過八項決議。挪威薩門自治議會(1995年),比利時議會(1994/1996年)通過兩項決議,意大利議會(1993),西班牙巴斯克議會(1995),加拿大議會(1995),聯合國無席位國家代表和人民(UNPO)大會(1995),立陶宛議會(1995),世界議會代表支持西藏問題大會(1994、1995、1997)分別通過參項決議,盧森堡議會(1996),列支敦士登議會(1996),俄羅斯下院(1995),立陶宛市最高會議(1996),美國柏薩巴亞支亞納基督教大會(1996),美國科羅拉多州基督教大會(1996),美國基督教全國大會(1997)等。

上述世界各國或地區有關西藏問題的57項決議中,幾乎不約而同地舉出根據歷史或國際法,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現處於被中國統治的被佔領國家的狀態;根據國際法的有關規定西藏民族必須享有人權和自決權;達賴喇嘛領導的西藏流亡政府才是真正代表西藏的政府;中國政府必須無條件的與達賴喇嘛或他的代表就西藏的未來進行和談;立即停止對藏人的暴力鎮壓和向西藏大量移民,從而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變成少數民族以及毀滅西藏傳統宗教、文化等行為;承認並為達賴喇嘛認定的班禪轉世提供便利;保護自然環境等內容。

就上述國際上通過的各種形式的有關西藏的問題的決議而言,西藏問題已經成為一個國際問題是非常明顯的,因此西藏問題也只能通過國際力量尋求解決。二十世紀,許多的國家和地區,通過行使自決權利獲得自由,可見國際政治環境的前景廣闊。

國際法中的西藏

國際法學家專家協會分別于1959ˋ1960ˋ1997年就西藏在國際法中的地位提出了三份報告,根據報告所述,不管是事實或是從國際法的角度,西藏作為一個不同於中國的獨立國家的事實是無可質疑的。特別是1912-1950年間,西藏完全符合國際法有關獨立國家的規定,包括在沒有外力干涉的情況下,自由行使內政外交事務等等。

1992在法國和1993年在英國分別召開了由法律和歷史專家所組成的有關西藏問題的研討會,會議發表的報告指出中國政府侵犯西藏的人權;剝奪西藏民族的自決權;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為少數民族以及為了割裂西藏的歷史和民族,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除了建立所謂西藏自治區而外,將其他的西藏地區以各種名目劃併入中國的各個省份等。

報告最後還強調,至少從1912年開始,西藏是一個自主獨立的國家;根據國際法,西藏目前是一個被佔領國家。

國際支持西藏的團體

在世界三十余個國家的議會中有支持西藏問題的組織,有些組織的成員超過二百人。他們在各自國家的議會中討論西藏問題,如俄羅斯、阿爾及利亞、新西蘭等國家的議會提出有關西藏問題的議案。隨著世人對西藏問題和西藏真相的深入瞭解,在全世界六十多個國家中,有380余由國際團體和宗教、文化、科學領域等各行各業人士組成的支持西藏組織。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瑞典等國有450多個由大中學校和學院學生組成的支持西藏的組織。每當三.一十等重要日子里,他們主動高舉西藏國旗舉行示威游行,並呼吁聯合國、國際特赦組織以及議會等就西藏問題主持正義,抨擊中國政府對西藏施行殖民主義政策,一些人還前往西藏調查後,將所見拍成照片巡回展覽,效果顯著。在四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有近九百個西藏佛教或文化中心,他們在研究和學習西藏宗教、文化的同時,對西藏的真摯感情和支持也在逐年上升。

從1992年有關西藏人權狀況進入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會議議程以來,政府和非政府代表每年都要對西藏問題展開討論,即使議案沒有通過,也令中國政府尷尬和不安,迫使其不斷四處拜訪以阻止議案通過。有些國家的代表主動跑到我方代表處訴說他們的苦楚,表示真理在西藏一方是毫無疑問的,但在目前政治環境下,我們只好給中共方面投票。令許多大國強國都要謹慎對待的中共政權,在對付數量很少的流亡藏人時,卻不得不對大國示好,對小國利誘,對弱國威脅,使盡渾身解數仍感不支,這正是正義的力量和您們的光榮等等。

外國領導人關注西藏問題

美國總統布什和克林頓以及副總統高爾先後於1991、1993、1997、1998年不顧中共的抗議,在白宮與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會晤。1998年,白宮新聞發言人就會見一事發布新聞公告指出﹕兩位領導人對繼承和弘揚西藏文化和與宗教表現了極為關注,美方將循正式途徑呼吁中國政府為了解決西藏問題而盡早與達賴喇嘛的代表展開和談。

1995年2月1日,美國外交部發布全球人權報告,其中西藏單獨列項,而之前的人權報告是西藏列在中國的項下。報告譴責中國政府不僅對西藏的宗教、文化、語言和傳統習慣等不予保護和發揚,而且踐踏人權,不許藏人黨員和幹部的家中擁有達賴喇嘛的照片,不許市場出售和購買達賴喇嘛的照片,已經送到印度去學習的藏人幹部的子女被勒令接回等。中國政府強烈指責達賴喇嘛確認班禪轉世靈童,美國外交部發言人對此以及交涉沒有結果而表示遺憾,他指出,我們對于中國政府因認定班禪轉世靈童發生矛盾,并因而無視和踐踏藏人的信仰自由和宗教傳統的行為特別感到憂慮。十月份,美外交部發言人再次指出中國政府為了選出合意的轉世靈童而專門召集西藏佛教領袖和宗教人士到北京的做法感到不安,就班禪轉世出現的紛爭,我們更加對中國政府曾向美國表示要尊重西藏宗教信仰自由的承諾感到疑慮。

美中關係的奠基人、中國政府稱之為最親密朋友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其著作《把握時機》中指出﹕“目前國際上對西藏問題的重視雖然到了一定的程度,但還是不夠。對西藏問題,不僅要在美中會談中提及、討論,而且,美國政府還要盡快設立自由西藏電台,以示國際社會對西藏人民負責”這些言論已成為其最後的政治遺囑。因此中國政府在其秘密文件中對此表現了特別憤怒。

1995年,達賴喇嘛在美國東部的北卡羅來納〔NorthCarolina〕州4大學演講時,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知名人士捷斯漢先生向達賴喇嘛表示﹕不管我在議會工作多久,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誓言將竭力為達賴喇嘛和西藏人民服務。美國馬薩諸塞〔Massachusetts〕州州長衛嵐瓦宣布每年的九月九日為西藏自決日。1997年10月3日,美國外交秘書長瑪蒂蘭奧里布賴特夫人在外交部設立有關西藏的專門機構,任命西藏問題特別協調員,再次表現了美國政府和議會對達賴喇嘛和西藏問題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這項決定在中國主席江澤民即將訪美之時做出,更是特別具有意義。美國外交部有關官員認為,在西藏問題未獲得圓滿解決之前,美中關係不會有實質性的進展。

1996年8月,南非總統曼德拉在與達賴喇嘛會晤時表示﹕達賴喇嘛的高貴品德是世界的楷模,我非常贊賞和尊重您為和平、正義以及人生意義而奮鬥的一切。其他如英國首相梅杰等國家領導人也不顧中共政府的抗議而與達賴喇嘛會晤。

1995年6月,德國議會外交小組和人權小組共同邀請研究西藏歷史與現狀的專家學者舉行研討會,會議認為從歷史的角度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現處于一個被中共非法侵佔之國家的地位,根據國際法,西藏依然享有獨立權,至於追求獨立或自治,要有西藏人民自己做出決定並與侵略者中國政府進行談判。為了促使談判的實現,世界各國應對中國施加壓力;有關西藏問題提交聯合國談論是極為重要的;許多國家曾想當然地認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政府也動輒指責干涉內政,然而從此次會議開始,對一些基本問題要有明確認識,如此則中共政府自然會順應正義等等。當時德國外長在與達賴喇嘛會晤時表示﹕我們承認達賴喇嘛是宗教領袖和西藏人民的偉大領袖,就此德國政府的態度也已經很清楚了,我們一直呼吁中國政府讓西藏享有名副其實的自治,讓西藏人民完全擁有管理自己文化、宗教的自由和權利,以及與達賴喇嘛開始進行具實質的和談。

1996年10月,達賴喇嘛應歐洲議會的正式邀請抵達斯特拉斯堡,歐洲議會以接待國家元首的禮節、鋪紅地毯,儀仗隊奏樂的方式隆重迎接。在議會,議長柯洛斯漢發表致辭時表示﹕歐洲議會對西藏問題的態度,可以從議會通過的有關西藏的決議案中得到表現,由於議會中有許多極為關注並支持西藏的議員,因此毫無疑問的,支持西藏的力量只會變得強大;達賴喇嘛提出以非暴力的中間道路尋求中藏問題的解決是明智的選擇,因為到目前為止,我看不出還有比這更好的選擇。我們對此的支持將會發展到一個新的台階。他贊揚達賴喇嘛是世界和平與宗教的重要領袖,也是極力促進人性善良一面的偉大的領袖。在另一次會議上,法國前總理梅希洛格說﹕世界上由於宗教偏向而發生著許多的沖突和紛擾,能緩解這種沖突的宗教領袖只有達賴喇嘛,您為解決藏中間的問題而提出的和平、非暴力的路線,是這個世界上最為珍貴的榜樣,我們正盡力予支持。

1996年10月,荷蘭外交大臣萬蒙洛向達賴喇嘛表示﹕荷蘭人民和政府極為關注西藏問題,支持為正義而進行的鬥爭,雖然中國政府在西藏問題上仍然堅持其頑固立場,但我們和中國高級官員會談時,從來沒有忘記過就西藏問題與中方進行討論。

1996年10月達賴喇嘛訪問法國時,法國議會將一份有329名議員簽字後交給中國當局的文件副本呈給達賴喇嘛,文件包括說明從歷史、法律、民族文化等諸方面,西藏是一個與中國完全不同的獨立國家;西藏應該享有人權和自決權以及維護和發展宗教與傳統文化的權利等共十三項內容。

1996年9月,新西蘭總理捷堡格和外交大臣頓美格弄不顧中國政府的抗議在與達賴喇嘛會晤時,外交大臣表示﹕對達賴喇嘛的到訪,雖然中國政府表示強烈抗議,但我國政府過去一直呼吁要給予西藏人民人權和宗教信仰自由,今後我們亦將繼續為西藏問題負責。

1996年9月,俄羅斯的西藏友好團體將一份有六千余人簽字的報告呈交給俄羅斯議會,報告呼吁中國政府就西藏問題展開和談。卡爾梅克自治共和國的佛教團體也展開了類似活動。

1997年4月,達賴喇嘛應西班牙自治省巴斯克政府的邀請前往訪問時,在由政府組織的正式歡迎儀式上,兩國國旗並列飄揚,政府官員在發表講話時表示他們不懼損害與中國的商業利益而將以實際行動表示對西藏的支持。巴斯克政府還將1996年的“斯巴尼阿拉納獎”授予以非暴力爭取自由的西藏流亡社會。

1996年9月26日,激進(radical)組織在世界七十多個國家舉行為期三天的大規模示威游行和絕食活動,要求中國政府釋放十一世班禪仁波且和民運英雄魏京生,據不完全統計,在三十多個國家中有一千四百餘人參加絕食活動,其中包括十五名意大利議會議員。另有給江澤民的六千多封明信片從四十二個國家寄出。

1996年12月,土耳其將當年的森納卡洛和平獎授予達賴喇嘛。頒獎單位負責人致詞時表示﹕達賴喇嘛不僅將人類邁向和寧之路時的主要障礙怨恨、憤怒以及戰爭等昭示於人,而且將這一偉大的思想與民族自由鬥爭緊密結合起來,因而成為世界和平的象征,因此,我們代表所有熱愛和平的人們將和平獎授予達賴喇嘛。繼德國議員代表團於1997年9月2日訪問西藏,1998年3月8日,由美國總統選派的美國三人宗教代表團也前往中國和西藏考察宗教信仰自由狀況,表現了美國政府和人民對中國和西藏的信仰自由被剝奪狀況的極大關注,代表團向中國官員表明他們對中國政府鎮壓信教藏人和控制干涉宗教信仰自由的行為極為憂慮,特別是對被中國當局拘押的班禪轉世靈童目前的處境和健康表示焦慮。

1998年3月,匈牙利議會的四十五位議員寫了一封有四項內容的呼吁信,其中對西藏的現狀表示憂慮,呼吁中國政府為了解決西藏問題而盡快與達賴喇嘛和他的代表會晤。呼吁信經全體議員簽字後轉交給中國政府。

1998年6月25日,美國總統克林頓開始為期九天的訪華之行,期間最主要的行程是與江澤民會晤以及隨後召開的記者招待會,在記者會上,克林頓總統明確表明了美國政府對西藏問題的立場,要求江澤民為了維護西藏的宗教與文化而盡早與達賴喇嘛進行和談。這次的記者招待會通過電視等傳媒傳遍以中國為主的全世界。

1998年9月15日,愛爾蘭總統帕拉智訪華並與中國主席、總理會晤時,就人權問題,特別是就西藏問題進行討論,並以愛爾蘭為例,呼吁中國政府與西藏人民普遍支持和尊敬的西藏領袖就西藏問題直接進行和談。

1998年9月,聯合國人權專員洛賓遜夫人前往中國和西藏考察人權狀況時,與中國官員就西藏問題展開討論,並為了瞭解西藏學校和寺院學習藏語文的狀況而特意帶去由設在達然薩拉的西藏民主人權與促進中心翻譯發行的《國際人權宣言》藏譯本,在一所學校散髮給該校學生。

1998年10月6日,英國首相布賴爾訪問中國,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改善香港回歸後中英間的緊張關係,但在與中國總理50分鐘單獨會晤時,基於英國西藏友好團體和人民的意願以及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國際責任而向中國政府提出并討論了西藏問題。

1997-1998年間,世界各國領袖對西藏問題表現了高度關注的態度,除了上述人權專員,瑞士、德國、丹麥、意大利、挪威、法國、愛爾蘭等國也先後派出正式代表前往西藏。

介紹西藏的傳媒

以往西藏境外只有印度的德里和卡雄電台播放藏語節目,由於是官方經營,其中很少報道政治信息。但其所播放的以達賴喇嘛講經錄音為主的宗教內容對維護宗教起了積極的作用。其後,『美國之音』藏語台、『自由亞洲電台』藏語台以及『自由西藏之聲』等電台先後成立,使西藏境內的人民可以沖破中共的新聞封鎖,及時收聽各種有關新聞和評論等。最近,美國議會又通過了加強自由亞洲電台的決議。另外,隨著科技的發展,有關西藏的信息、特別是有關西藏人民喪失信仰自由和人權等內容的信息通過國際網絡傳遍全世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海外華人創辦的中文媒體中,沖破禁忌,刊登有關西藏的新聞和學者專家的論述日益增多。

源遠流長的印藏友誼

西藏和印度不僅有著密切的宗教、文化聯係,而且也是長久和睦相處的友好鄰國,因此,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及西藏政府和人民在遭受外族入侵而流亡國外時,不僅得到印度政府的庇護,而且為流亡藏人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方便,對此,西藏人民是永遠不會忘懷的。

同時,西藏問題也直接涉及到印度的國家利益,因此,客觀現實也使印度政府無法對西藏問題置之不理,許多的印度議員和政黨以及學者專家等也對此發表了許多中肯的文章或言論,他們認為,如果西藏恢復獨立,則第一﹕在沒有中共威脅的情況下,邊界問題容易解決;第二﹕可以免去目前龐大的軍事開支;第三﹕可自由推展雙邊貿易以及宗教信徒可以自由往來朝聖並提高旅遊業的發展等等。因此,許多組織和個人要求印度政府在國際形勢轉向有益於西藏問題的解決之時,抓住時機,支持西藏人民的事業。

1988年,印度總理拉吉甘地訪華期間,在與鄧小平五十分鐘的會談中,有三十分鐘是討論西藏問題。當時隨行的印度副外長納特巴森指出﹕總理深刻體會到中國政府是如何把西藏問題視為頭等大事來對待的。顯然,中國和印度都將西藏問題視為一件重大的問題。在印度,印藏友好協會已發展到三十多個中心分部,位於喜馬拉雅山區的人民為了支持西藏而先後多次舉行長途游行,表現了牢不可破的藏印友好關係。也因此,中國政府1993年的一份秘密文件中指出﹕各方面支持達賴分裂集團的情勢日趨嚴重,其中印度是最為惡劣的。這其實也正好反證了藏印友誼。

藏人幹部高度的民族意識和政治覺悟

許多被中共初期所謂幫助和建設西藏的謊言所蒙蔽的藏人幹部和共產黨員開始醒悟過來並表現出了堅定、強烈的民族意識,其中知識分子尤為突出。對此達賴喇嘛曾予肯定。1992年達賴喇嘛頒布《西藏未來政治與憲法要旨》,其中談到﹕如我經常強調的那樣,西藏的主人西藏人──而且主要是留在西藏的藏人,因此在西藏的藏人、特別是在中共政府機構任職的藏人幹部職工,由於從經驗、熟悉情況等諸方面的因素,將要承擔起未來西藏政府的主要責任;因此,現在職的藏人幹部不要有任何疑慮,為恢復故土的自由和提高管理水平而保持赤誠與信心。

據說“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奎元曾表示﹕在藏族幹部中可以信任的只有熱地和江村洛布。

1992年中國當局專門成立了一個針對縣級以上藏人幹部進行審查的機構,後來中共的文件中談到﹕“西藏不穩定的主要原因是達賴集團,但是維護西藏的穩定,則重點必須放在搞好我們自己的工作;我們的工作重點不在國外,而是在國內,不在黨外,而是在黨內,不在於群眾,而在於幹部……我們的有些黨員信仰宗教,參加宗教活動,有些領導幹部和幹部在居室內外布置宗教標志或設立佛龕,擺放達賴喇嘛的照片,有些幹部受達賴集團民族觀的影響,用民族主義的觀點看待人或事物,有些幹部甚至充當內奸,參加反動組織,為達賴集團搜集和提供情報以及參加分裂活動;一些教師利用講台肆無忌憚地向學生宣傳“西藏獨立”的思想;有些幹部立場不堅定,不敢與分裂主義分子掀起的騷亂做鬥爭,有些領導幹部和幹部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國外達賴集團設立的學校中接受教育,為自己留下後路,這一切並不是一般的思想認識問題或民族宗教問題,由此可以看出我們的幹部隊伍立場不堅定,隊伍不純潔……”。這不是正好證明了達賴喇嘛對藏人幹部寄予的厚望是正確和符合實際的。

漢人對西藏問題的轉變

隨著達賴喇嘛在國際上的聲望日益提高以及海外漢人開始具有瞭解西藏真實的歷史和現狀的機會,對於西藏問題的觀點開始發生變化。特別是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在遭到中共血腥鎮壓以後,無數的中國知識分子和學者、學生被迫流亡世界各國,他們由於自己親身經歷和體會,認識到藏人為了爭取自由,反對中共侵略而進行的鬥爭是合理、正當的事業,在瞭解到西藏真實的歷史和現狀以後,他們進一步認識到和其他的宣傳一樣,中共有關西藏的宣傳是不真實的,因而許多的中國學者和學生在見到達賴喇嘛時,對漢民族帶給西藏人民的苦難表示愧疚并道歉。

以曹長青的《獨立,西藏人民的權利》為主的一些中國學者基於維護正義的立場根據史料對西藏歷史和事實進行考證,揭露中共當局偽造歷史以及剝奪藏人人權等的文章日趨增多,這種基于正義的文章與中共根據政治需要歪曲歷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中共歷史學家牙含章在其《達賴喇嘛傳》的序言中寫道﹕“為了鬥爭的需要,組織上要我寫一本關於西藏歷史的書,既用於駁斥反對派散步的讕言,也用於對廣大西藏人民進行反帝愛國主義教育”,歷史學家不尊重歷史而根據鬥爭需要,其真實性也就可想而知了。中國學生領袖姚勇戰在《西藏問題的兩個焦點》一文中指出﹕“元朝佔領了西藏,但元是蒙古人佔領漢人的中國,中國自己也被佔領,能從而推斷出中藏在元朝時是一個國家即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嗎?這恐怕很牽強”。

中國大陸記者唐達獻先生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寫的報道《刺刀直指拉薩》也記錄了中共于1989年在拉薩施行軍事戒嚴以及對藏人殘酷殺戮的過程。中國作家嘵明和陳力在《班禪轉世摯簽內幕》揭露了中共不擇手段干涉宗教事務的內幕等等。對於達賴喇嘛倡導的中間道路以及和談解決西藏問題,更是得到大量漢人的支持,中國民運領袖魏京生在給中國領導人的信中要求尊重藏人人權,并表示支持西藏人民自立自主的權利。由許多中國學者起草的《聯邦中國憲法》也指出應給予西藏以邦聯的地位,中國民運領袖王希哲和劉嘵波在給中國領導人的信中也要求中國政府承認西藏人民的自決權利並與達賴喇嘛就西藏問題進行和談,指出自決權是當今民族權利的基礎,是聯合國人權憲章的第一條等等。

在文化交流方面,一般而言,中國人已經失去了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信仰,同時又處在沒有自由與和寧的社會環境中,因而感到沮喪失望並將注意力投向宗教信仰。歷史上中國就是一個信仰佛教的國家,因此,佛教的復興是水到渠成的,目前許多的老人甚至剛剛從大學畢業的學生,以旅遊為名前往西藏朝聖,他們最大的願望就是從大昭寺或布達拉宮得到達賴喇嘛的照片以便供奉,這是中國領導人始料所未及的現象。

1995年9月,達賴喇嘛在美國對海外華人發表演講時指出﹕“不僅在國外,在中國國內關心西藏問題的學生和知識分子越來越多了,我認為這是一個好的趨勢。倡導與慈悲相聯係的品行是極端重要的,特別是中國,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與慈悲思想相聯係的品行亦將使整個世界得益。這樣作即使有困難也要有克服苦難的決心和信心,要做出極大的努力,全世界的學者和青年知識分子都有責任成為這一事業的帶頭者,責任是重大的”。達賴喇嘛對未來的遠見卓識和偉大的呼吁,與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時輪金剛大法會的願望一樣,一定會實現的。

境內外同胞情深

自1979年中藏接觸以來,幾十年相隔鐵幕內外的藏人得以取得聯係並相互探視,同時每年都有由於不堪中共的暴虐或為了拜見達賴喇嘛以及求學而通過合法或不合法的方式流亡國外的藏人,據不完全統計,到1998年為止新流亡藏人人數達34639人,為了接待這些新流亡藏人,西藏流亡政府專門設立新難民接待中心,並在尼泊爾首都和新德里設立接待分部,以便沿途照顧。

新難民一到尼泊爾難民接待站,接待站除了免費提供衣食住行(包括前往印度的一切費用)及醫療服務而外,從去年開始給每人分發一套衣服,通過德里中轉來到達然薩拉後,根據各自的願望,6-13歲的兒童送到達然薩拉和麥索日兩個西藏兒童村,14-17歲的孩子送到達然薩拉兒童村所屬的索嘉學校,18-30歲的青年人則送到索嘎成人學校,另外流亡的僧尼則根據他們的教派和願望分送各個寺院或經學院深造。據統計,到1988年為止,西藏政府共安置11813名僧尼入寺就學,10411名孩子被分配到兩個兒童村就學,這些學生在學成回西藏者,也有流亡政府提供沿途的一切費用。鑒于中共繼續不斷製造新難民,目前尼泊爾新難民接待站擴建樓房已峻工,醫院正在建設當中;新德里的難民接待站也在擴建當中,索嘎學校原來一直是在鐵皮房內教學,目前教學大樓和宿舍樓正在興建當中,初步預算為一千五百萬盧比,隨著環境改善,索嘎學校的學制也由原來的兩年從1996年開始增加到三年,教學課程則包括西藏政治、宗教、歷史以及現代知識等,另外還分設有木工、石匠、電工以及水工的培訓,對女生則專門進行衛生培訓等。同時對於持護照前來就學或朝聖、探親的藏人也一律給予照顧,從而加深了內外藏人的相互瞭解和同胞情,更使藏人對未來充滿信心。

中國政府眼中的西藏人和西藏流亡政府

1989年4月出版的雜誌《海南島》中有一個叫林林(音譯)的傾向中國政府的作者寫的有關西藏的見聞錄,其中談到﹕

(1)西藏的大部分僧尼是年輕人,他們擁有高中或初中文化程度。

(2)西藏各地散布著大量達賴喇嘛的演講錄音錄像帶和書籍文件等宣傳品,所謂西藏自治區宣傳部的一位官員表示;達賴喇嘛的宣傳能量比我們強,資經是充足,效果明顯。據有關單位告訴作者,1986年以來海關差扣了分裂宗教書籍12783冊,磁帶45個、標語65個、照像機40多,其中包括《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西藏國旗及其解釋等等。

(3)退休的老共產黨員成為新的宗教信徒,他們希望能叩拜達賴喇嘛。

(4)寺院從1979年的八個增加到現在的1949個寺院,僧尼由900個增加到34000人。

(5)達賴組織在世界許多國家設立了以研究宗教為主的西藏文化研究中心。據說西藏流亡政府在國外培養的博士數量超過我們全國培養的。

(6)1989年3月8日晚上7點37分拉薩戒嚴時,拉薩軍區戒嚴總指揮部根據命令讓解放軍撤回時,眼睜睜地看著許多人站在大小汽車、手扶拖拉機上,向解放軍吐唾沫。

(7)9日,哲蚌寺的旗桿上飄著西藏國旗。

(8)寺院重建的規模超過規定,有些縣的12%的人削發為僧,西藏自治區的高級官員請求僧侶灌頂,青海的一個縣長領著許多人去拉薩朝拜,有些地方干部指示群眾修路時無人聽從,但對喇嘛的講話卻句句聽從。

(9)參加暴亂的倆名工人被抓獲後,領導卻說什麼他倆心理不正常而被釋放。

(10)西藏大學政治歷史系的漢族教師許廣哲(音)帶領學生給戒嚴的軍人送甜茶。晚上即有人在門口貼上標語,威脅說給奪走幾百名藏族同胞生命的劊子手送茶,你們的良心被狗吃掉了嗎?

(11)拉薩第二中學的高二班政治考試時,無人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有二十多個學生公開支持西藏獨立。當時教師教育學生說印度總理拉吉甘地訪華時沒有支持西藏獨立時,學生們反駁說﹕印度不支持,我們自己去爭取。

中共現行政策必須要改變

鄧小平曾說過﹕誰不改革誰就下台,同時強調了未來所面臨的三大危險;一,在改革開放當中精簡國營企業時的失業人員會鬧事。二,沿海地區和內地的貧富差距拉大因而引起騷亂。三,少數民族之分裂力量猖獗,其中主要是西藏問題。根據現在的中國情況來看,許多國營企業倒閉或發不出工資,迫使工人們不斷舉行示威游行,據報導僅去年一年就發生游行示威三千余次。將要召開的中共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計劃將國營企業轉換為私營企業,有關政治改革方面江澤民也講了話。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經濟是基礎,政治是上層建築,上層建築要適應經濟基礎的變化而發生變化,不可能在經濟走向資本主義道路的同時,在政治上卻繼續保持社會主義的集權專製製度。特別是在中國政府不斷收到中國知識分子呼吁進行政治改革的公開信的今天,加上共產黨內部爭權奪利和絕大部分官員腐敗糜爛而已經失去群眾的信任。在一些經濟發達的省份,中央的指令已經不像以往那樣暢通了。在西藏和東突厥(新疆)中共統治政權的存在,並不是靠人民的尊重或認可,更談不上支持,那裡的統治是赤裸裸的靠槍桿子來維持,也因此,這些地區不斷傳來爆炸等暴力事件發生的消息。

在國際上,中國政府的人權記錄臭名昭著,加上由於核擴散和出售武器以及在西藏實施殖民政策而不斷遭到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中國官員出國訪問,不管到什麼國度,都會遇到那裡人民的反對和譴責。因此,不管從國內或國際形勢,中國政府現行政策的改變是勢在必行。

結尾

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在西藏十二屆議會第一次會議上指出﹕我仍然相信未來兩三年之內形勢會發生變化,目前西藏局勢的緊張不過類似回光返照。對目前的局勢的惡劣我並不抱什麼希望。即使從最悲觀的角度而言,我們的斗爭不管持續多久,都是為了大眾的利益,而不是為了達賴喇嘛或由達賴喇嘛領導的西藏嘎登頗章政權的利益。如果僅僅是一代人的利益,則所有的支持可能會發生變化或消失,但我們的斗爭即使一代人沒有完成,新的一代人也會繼續下去。事實上,從西藏噶廈走廊和議會大廳內懸掛的歷屆政府和議會照片可以看到,一代人已經快完了,但我們的斗爭不僅沒有削弱衰微,反而更加得到成熟和發展,這是很偉大的……。

(說明﹕由於人手和時間原因,我們除了直接從藏文翻譯而外,對其中的引文未能參照原文,因而有些用詞可能與原文不盡相同,望讀者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