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國際廣播電臺中文部專訪達賴喇嘛(二)


熱比婭贊成我以非暴力方式尋求自治的立場

發佈者:法國國際廣播電臺

法廣 (作者 雅尼克)自2008年三月西藏危機發生以來,隱藏在中國崛起背後的政治訴求衝突、族群矛盾以及宗教信仰分歧等問題日益突顯。作為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領袖, 達賴喇嘛是西藏人民追尋民主、自治和獨立的象徵,是中國與西方外交糾紛中的“爭議性”人物,而在很多人眼裏,他更是解決西藏危機的希望。

剛剛結束訪美行程的達賴喇嘛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 – 印度達蘭薩拉接受了本台中文部記者雅尼克的專訪。

記者:2008年以來,中國發生了同西藏前途緊密相關的兩件大事。第一件事即國際輿論所稱的08年三月直到五月的西藏危機,第二件事是今年七月以來的新疆危機。新疆危機雖然同西藏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均顯示中國漢民族如何對待其他民族的問題已經是中國的當務之急。您如何看待這兩件事,藏民族是否應該尋求同維吾 爾民族進行某種形式的聯合,共同爭取更大的空間,無論是獨立還是自治?

達賴喇嘛:關於新疆的這個問題, 我在1954年作為全國人民大會的代表去北京(參加會議),見到一些新疆當地的官員。我當時就感受到這些官員他們內心中的痛苦,就是說對當局不滿的痛苦。 1959年,我離開西藏到印度以後,我們與新疆一些人也有接觸,接觸的次數也比較多,大家相互關心,同食同寢。大家一起叫苦,因為都有壓力,都面臨一樣的狀況。這些新疆人中,部分人一直認為應該尋求新疆的獨立,而且就獨立的手段上說,也不排除使用暴力,所以我們之間的接觸愈來愈少了,幾乎沒有很密切的接觸。熱比婭女士從中國出來後,我在美國與她見過一次面,那次見面我們並沒有詳細地談論問題。後來,在德國與其見面時,我們有充足的時間討論一些問題。當時,我把我的一些理念、想法非常詳細地解釋給她聽。她非常清楚地對我說,支援達賴喇嘛所尋求的西藏自治方式。她認為新疆也應該尋求自治,就方式來說,她覺得應該是用非暴力的方式。她完全支援我的非暴力方式,覺得新疆的自治問題應該用非暴力的方式解決。新疆的“七·五”事件發生後,我在捷克布拉克參加諾貝爾獲獎者的高峰會時再次與熱比婭會面。那時,我們也談到一些問題。當然,她充分肯定了我尋求自治的非暴力方式,她本人也覺得應該走這一方向。最近,熱比婭在 美國傳統基金會的會議上,公開表示新疆的未來是要尋求真正、高度的自治。他們完全支援非暴力,所以,我覺得,我們的想法是愈來愈走到一起了。

記者:請問您與熱比婭在德國見面是哪一年的?

達賴喇嘛:2007年,在漢堡。

記者:也就是說,在不使用暴力這點上,熱比婭夫人與您的觀點一致?

達賴喇嘛:完全一樣。

記者:自治問題上呢?

達賴喇嘛:也是一樣的。有些人批評我與熱比婭見面。他們批評說,熱比婭在中國政府那邊形象很不好,特別是中國政府認?熱比婭是恐怖主義的頭目,認?達賴喇嘛不應該見她。很多中國朋友對我這樣說。我告訴這些中國朋友,我見熱比婭,其實幫助了她,使她贊成我的自治和非暴力(的立場),使她結束了那種理念和鬥爭的方式,我其實幫了她。我是這樣回答他們的。

記者:熱比婭並沒有你在西藏人民當中的影響,她可能並不具備如此大的影響力使得新疆其他人也走非暴力的道路。

達賴喇嘛:阿圖坎(音譯名)曾是新疆獨立時期政府的部長,如今已經過世,但他的兒子還活著。我對熱比婭說:你現在可以說是新疆的一名領導人,你應該有責任讓全世界的新疆異議分子、流亡人士統一起來,這是你的一個責任。在(八九)天安門事件發生後,許多民主運動人士去了美國、歐洲、澳洲及其它國家。那時,見到他們,我也呼籲他們團結起來,組成統一的力量。我說,這很重要。可惜的是,到目前為止,這種統一的力量一直沒有形成。

記者:美國總統奧巴馬上台後,你們尚未見面。這次在美國您沒有與他會面是否與中國外交上的主動出擊有關?此外,您什麼時候與奧巴馬見面?就此,有何安排?

達賴喇嘛:關於這個問題,(首先),中共的外交壓力一定是有的,但奧巴馬本身的想法是希望在訪問中國時,把對西藏人民最有利的、能夠幫助西藏的一些問題與中共相關的領導人交流,因此他希望在交流前,不要激怒中國,不要讓中國產生一種不愉快的情緒。我覺著這也是很有道理的,我們的目的就是要解決西藏的問題。第二點,透過非常親密的朋友,我也接到一些中共相關領導人希望我不要在這一時間與奧巴馬見面這樣的訊息。這是通過朋友提的一些建議,所以我們覺得可以同意。 基於這兩個原因,在上一次去美國時,我同意不見奧巴馬。當然,達成的協定是,奧巴馬從中國回去後,什麼時候都可以與我見面。但我要按照我的行程安排,並不能隨時去(美國)。我到世界其他國家的行程可能是一年兩年前定好的,(如果)因為見奧巴馬,我要取消這些行程,我在道義上對不起它們,所以我不能立刻去。 我想,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我可能會見到奧巴馬。
您提到這個問題,我在美國接受CNN採訪時也談到了,我的回答大概一樣。同時,我對他們開玩笑地說道,去年,我見了德國的總理和法國的總統,使得他們面對中國的懲罰。如果我見了奧巴馬,中共想懲罰奧巴馬不行,不懲罰也不行,這可能很微妙。您也知道,我見了德國總理和法國總統後,中共非常不高興。當然一方面是因為中共認為我是一個魔鬼,法國總統與一個魔鬼見面的話,他們當然不高興。
我去了世界上很多國家。我去這些國家的目的其實不是要見政治人物 。我的主要目的有兩個。其一,我的責任,我的發言是為了提升人類的善心。人類的道德操守是很重要的,我覺得,我作為六十億當中的一個人,人類的一份子,我有這個責任與義務去提升人類內心既有的善根。這與宗教沒有關係,任何人都具有內心的善根,我們要發現它,提升它,使得人類成為和諧的群體。 這是我的第一個目標。至於第二個目標,作為一個宗教人物,我一直在全世界各地促進宗教之間的和諧與和睦。我覺著這很重要。這兩個目標,我認為是我的責任。 所以,到每一個國家,我最重要的事就是對大眾的演講和與人民的見面,還有對話和論壇等。見到國家的領導人,我覺得很高興,但這不是我的主要目的,同時我也不想給他們造成困擾。

記者:您見過薩科齊及其夫人,您的印象如何?
在法國南部,我先與薩科齊夫人見面,她見到我很激動,直來直爽的,我覺得很好。
與薩科齊總統見面是在波蘭團結工會領袖瓦文薩獲諾貝爾獎紀念會上,(編者案:2008年12月7日,達賴喇嘛與薩科齊在出席“波蘭前總統瓦文薩獲諾貝爾和平獎25周年慶祝儀式”的間隙中舉行會談。)總統這個人直來直去的,沒有任何做作,我覺得非常好。

記者:作為一個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作為一個有世界聲譽的精神領袖,您對西藏的觀點固然重要,但您對中國整體甚至世界整體走勢的看法也是十分重要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慶祝建國六十周年,您如何看待中國發展的前景?

達賴喇嘛:通過這次法國國際廣播電臺中文部的採訪,我想說的是,中國是個非常大的國家,未來,中國將成為很重要的國家。中國這個大國成為一個重要的國家時, 其關鍵問題在於應該利於這個世界、幫助這個世界、服務於這個世界,這樣她才能成就偉大的事業。現在,中國為何不能做這些呢?關鍵在於世界不信任中國。為什麼不信任呢?因為中國沒有媒體的透明化,整個國家的透明化尚有待於改善。比如說,現在中國政府一再提國家機密,國家機密在戰爭時期、在革命時期、在內戰時期,例如說朝鮮戰爭時期,那時當然有國家機密,但現在是一個和平時期。和平時期不透明,這是一種可悲的狀況,令人感到惋惜。所以,未來,中國要在這個世界上成為一個大國,成為利於世界的一個大國的話,關鍵的一點就是透明化。(現在),由於不透明,使得周邊國家,很多人對中國產生懷疑與猜忌。新聞的壟斷、新聞的封鎖和新聞的歪曲這不僅僅是個不透明的問題,對中國本身的形象是有損害的,對中國的信任也是一個障礙。任何一個人或者一個國家,都會犯錯誤,犯錯了就應該面對,對世界說對不起。

── 原載 法國國際廣播電臺
Wednesday, October 21,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