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國際廣播電臺中文部專訪達賴喇嘛(一)


民主是世界趨勢,中國應順勢而行

發佈者:法國國際廣播電臺
作者:雅尼克

在世界各國發展日趨密切的今天,西藏問題的解決已不再僅僅是中國的“內政事務”。西藏民?對民主與人權的追求與全球的民主發展趨勢遙相呼應,而就如何回應西藏人民的訴求與如何推動經濟上崛起但政治上滯後的中國轉入民主的軌道,國際社會實質上面對的是同一個問題。作為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是西藏人民追尋民主、自治和自由的象徵,是中國與西方外交糾紛中的“爭議性”人物,而在很多人眼裏,他更是解決西藏危機的希望。在接受本台特派印度達蘭薩拉記者雅尼克的專訪中,達賴喇嘛表示,民主是世界發展的趨勢,中國應該順勢而行。

記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慶祝建國六十周年。同時,今年也是您本人及數萬藏人被迫離開西藏五十周年。您如何看待中共六十周年的歷史和現狀以及從此而生髮的中國的近期和遠期的前景?這一問題很重要,因為我想,中國內部包括漢民族和維吾爾民族在內的各民族都應該知道您是如何估價中國的前景和中國在世界上的位置。一個不民主但卻強大的中國是否意味著民主離中國更遠,甚至也使國際民主社會在維護人權、自由、平等等您贊同的普世價值上處於守勢?作為一個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作為一個有世界聲譽的精神領袖,您對西藏的觀點固然重要,但您對中國整體甚至世界整體走勢的看法也是十分重要的。

達賴喇嘛:從大的方面上說,中國共產黨的專制集權制度難以影響世界上的民主國家的民主制度。中國在經濟上的發展應該可以協助世界解決正在面臨的經濟危機等問題,如果她在這一方面真得能夠有所助益,我認為這是一件好事。當然,一些沒有完全民主化的小國或許會認為,沒有民主也好;比如中國,沒有民主,但經濟很強大。由於中國經濟上的發展,我的一些朋友必須與中國合作、與中國接觸,但是,他們內心深處並不認同中國的專制制度。中國經濟上的崛起,使民眾的生活條件有所改善,境外旅遊人數不斷增長,學生到海外留學的人數激增。中國與國際的接觸若愈來愈廣泛的話,西方國家的民主價值對其的影響將加深。現在的中國與三、四十年前相比,有著天壤之別。其實,中國變化的分水嶺是在鄧小平複出後。鄧小平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使得民眾得以接觸西方,這是國家產生變化的重要原因。蘇聯共產黨政權的忽然瓦解對國家產生了很多負面的影響。正如前蘇聯所發生的那樣,倘若中國共產黨忽然崩潰,國內可能出現很大的問題,對其周邊國家也將產生巨大的影響。如果中共能夠自發地、漸進地進行改革,我認為,這是比較好的方向。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最近在《人民日報》發表長文,其中提及黨內的民主,強調黨內基層選舉的重要性,我覺得這很好。胡錦濤在十七大大會報告中也多次用到“民主”這個字眼——但“民主”並不僅僅是個詞,而有其實質內容。從這些方面看,中國領導人認為民主是重要的。我經常對一些朋友說,應該看到世界的變化,除了西方國家,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也逐漸走向民主化,這是世界的趨勢和潮流。中國作為世界的一部分,只能順勢而行,其改變只是時間和速度的問題。中國若背道而馳,對其有害無益。中國的領導人或許多方考慮,但他們清楚民主是大勢所趨,無法抵擋,如果他們看到民主給中國帶來的長遠利益,就應該面對這一問題。

通過這次法國國際廣播電臺中文部的採訪,我想說的是,中國是個非常大的國家,未來,中國將成為很重要的國家。中國這個大國成為一個重要的國家時,其關鍵問題在於應該利於這個世界、幫助這個世界和服務於這個世界,這樣她才能成就偉大的事業。現在,中國為何無法做到這些呢?關鍵在於世界不信任中國。為什麼不信任呢?因為中國沒有媒體的透明化,整個國家的透明化尚有待於改善。比如說,現在中國政府一再提“國家機密”,國家機密在戰爭時期、在革命時期、在內戰時期,例如說朝鮮戰爭時期,是存在的,但現在是一個和平時期。和平時期不透明,這是一種可悲的狀況,令人感到惋惜。所以,未來,中國要成為世界上的一個大國,成為利於世界的一個大國的話,關鍵的一點就是透明化。現在,由於不透明,使得周邊國家很多人對中國產生懷疑與猜忌。新聞的壟斷、新聞的封鎖和新聞的歪曲這不僅僅是個不透明的問題,對中國本身的形象是有損害的,對中國的信任也是一個障礙。任何一個人或者一個國家,都會犯錯誤,犯錯了就應該面對,對世界說對不起。

記者:從世界輿論的角度看,2008年北京奧運火炬傳遞之時,爭取“自由西藏”的呼聲達到高潮,可能世界輿論從來沒有像當時那樣那麼多地討論西藏話題。但是,這一高潮同時也激起了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彈,由官方或利益誘導的民間民族主義情緒也達到高潮。北京利用其強大的國力,對西方政府,法國、德國、澳大利亞包括美國從外交上進行反制,法中關係至今沒有恢復到北京奧運之前的水平。應該說,北京的外交出擊是有效的。您如何看待這一變化?美國總統奧巴馬上台後激起世界性的和平、緩和的希望,但您至今還沒有會見這位總統,您下一次的美國行程是否確定?是否有同奧巴馬會見的可能?

達賴喇嘛:關於這個問題,首先,中共的外交壓力一定是有的。但奧巴馬本人的想法是希望在訪問中國時,把對西藏人民最有利的、能夠幫助西藏的一些問題與中共相關的領導人交流,因此他希望在交流前,不要激怒中國,不要讓中國?生不愉快的情緒。我覺著這也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我們的目的就是要解決西藏的問題。其次,透過非常親密的朋友,我也接到一些中共相關領導人希望我不要在這一時間與奧巴馬見面的訊息。這是通過朋友提的一些建議,所以,我們覺得可以同意。基於這兩個原因,在上一次去美國時,我同意不見奧巴馬。當然,達成的協定是,奧巴馬從中國回去後,什麼時候都可以與我見面。但我還需按照既定的計劃安排行程,並不能隨時去美國。我到世界其他國家的行程可能是一年兩年前就定好的,如果因為見奧巴馬,我要取消這些行程,我在道義上對不起它們,所以我不能立刻去美國。我想,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我可能會見到奧巴馬。

記者:除了美國之外,還有歐洲。歐洲方面從高層到輿論對西藏問題均十分關注,您在歐洲也頗有聲譽。但中歐外交近期摩擦不少,尤其是您與法國總統在波蘭會面後,中法關係至今未完全恢復,您對歐洲的情況有何看法?您是否認為可能再次與法國總統薩科齊會晤,是否可能在法國見面?

達賴喇嘛:你剛才提到有關與奧巴馬會面的問題,我在美國接受CNN採訪時也談到了,我的回答大概一樣。當時,我對他們開玩笑地說道,去年,我見了德國的總理和法國的總統,使得他們面對中國的懲罰。如果我見了奧巴馬,中共想懲罰奧巴馬不行,不懲罰也不行,將是很微妙的問題。你也知道,我見了德國總理和法國總統後,中共非常不高興。當然一方面是因為中共認為我是一個魔鬼,法國總統與一個魔鬼見面的話,他們自然不高興。

我去了世界上很多國家,我去這些國家其實不是為了見政治人物。我的主要目的有兩個。其一,我的責任,我的發言是為了提升人類的善心。人類的道德操守是很重要的,我覺得,作為六十億當中的一個人,人類的一份子,我有這個責任與義務去提升人類內心既有的善根。這與宗教沒有關係,任何人都具有內心的善根,我們要發現它,提升它,使得人類成為和諧的群體。這是我的第一個目標。至於第二個目標,作為一個宗教人物,我一直在全世界各地促進宗教之間的和諧。我覺著這很重要。這兩個目標,我認為是我的責任。所以,到每一個國家,我最重要的事就是對大眾的演講和與人民的見面,還有參加對話和論壇等。見到國家的領導人,我覺得很高興,但這不是我的主要目的,同時我也不想給他們造成困擾。

我提到的這兩個責任,在我往生前,我離開人世前,我會努力做好。關於西藏的問題,我是一個藏人,同時,我也擁有“達賴喇嘛”這一稱號,境內外的西藏人信任我,對我有一種依託的感覺,因此,我一再說,我感到有責任作為境內外的西藏人民的代言人,這也是我的責任之一。但自2001年,流亡在海外的西藏人民團體開始選舉行政首長,行政部分由選舉產生的首長負責,我從此處於半退休的狀態,所以,我有時很驕傲地說,達賴喇嘛四百多年對西藏政教統治的制度從2001年開始成為歷史。在政治方面,我現在應該說是一名顧問,並沒有專門負責決定什麼問題。因此,就剛才提到的第三個責任,(我發揮的作用)其實是有限的。

記者:您見過薩科齊及其夫人,您的印象如何?

達賴喇嘛:在法國南部,我先與薩科齊夫人見面,她見到我很激動,直來直去的,我覺得很好。與薩科齊總統見面是在波蘭團結工會領袖瓦文薩獲諾貝爾獎紀念會上,(編者案:2008年12月7日,達賴喇嘛與薩科齊在出席“波蘭前總統瓦文薩獲諾貝爾和平獎25周年慶祝儀式”的間隙中舉行會談。)總統這個人直來直去的,沒有任何做作,我覺得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