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請中央速決策,不拘一格迎達賴


八月 19, 2014 3:28 下午

文/索朗頓珠:

喇嘛活佛轉世制度,距今已曆十四世、六百多年,即使自第三世達賴喇嘛索朗嘉措算起,亦已四百六十多年,較之我們年輕的共和國,歷史要久遠許多。西藏龐雜的活佛體系裏,達賴喇嘛世系,論世代,並非最多;論資格,更非最早;論命運,曆輩至尊多嘗艱危,十四達賴喇嘛更是流落異域四十餘載至今不得歸國返鄉,尤其談不上平順。然而,這一切並沒有影響達賴喇嘛成為舉世公認的,西藏活佛世系最重要的一脈、最耀眼的明珠,不僅受到藏傳佛教信徒的虔誠奉戴、西藏民族的由衷敬愛,也贏得了世界人民的關注與尊重。這是為什麼呢?藏傳佛教的圓融通達、西藏民族性格與文化的謙恭淳厚、歷代達賴喇嘛的福德圓滿、中原政權的扶助拱衛、十四世達賴喇嘛的開明與魅力、世界輿論的同情與支援、中國社會的開放轉型,等等,都是達賴喇嘛世系獲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其中,達賴喇嘛世系與西藏民族、中原政權的政治關係,特別是十四世達賴喇嘛與西藏民族、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執政黨的政治關係,是極為關鍵的核心原因。

“偉大的五世”,經衛拉特蒙古駐藏實力派與滿清皇室輪番扶持,西藏政教大權逐步集中于達賴喇嘛,形成政教高度合一的“甘丹頗章”政權。從此,西藏民族與達賴喇嘛世系之間,除既有的宗教聯繫,又增添更具剛性的政治聯繫,兩種聯繫互為補充、相輔相成,創造出人類歷史罕見穩定的政權實體與社會制度,它雖然在西藏本土戛然止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末,但在西藏本土之外則延續至今,並已初步實現現代化民主轉型。“甘丹頗章”的“噶廈政府”作為西藏民族歷史最後的專制政權,和同時代的其他傳統政權一起,經歷了不同於以往任何時代、任何一次政權更替的近代社會大變革,在“西風東漸”、“中原陸沉”、“藏邊日蹙”的大背景下,既曾努力堅守西藏與中原中央政權的傳統聯繫,也曾窮極思變試圖另闢蹊徑;既表現出抵禦外侮、學習先進、維護民族利益的進步性,又不免拒絕變革、固守舊習、危害民族前途的保守性。保守與進步兼備的雙重性,使“噶廈政府”一方面最終“無可奈何花落去”,流亡異域而失去西藏治權;一方面又痛定思痛與時俱進,在“民族、宗教”訴求之外,適時提出“統一、自治、民主”(西藏統一於中國,西藏于中國之內自治、西藏之自治採用現代民主制度的核心思想)的主張,積極尋求西藏地方與中國、西藏民族與漢族、中國人民與執政黨實現雙贏、多贏的“中間道路”,在強調“和諧、發展、開放、民主”的當今世界,頗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味。

“甘丹頗章”的“噶廈政府”命運究竟會如何,人民與歷史自會給出答案。本文所要提請注意的是,達賴喇嘛世系與西藏民族、中原政權之間悠久深刻的政治聯繫,是五、六個世紀以來任何歷史轉折關頭,繼承和鞏固西藏地方與中原中央政權、西藏民族與中原主體民族之間傳統聯繫的基石。假如沒有達賴喇嘛世系作為紐帶,則幾百年來、特別是十九世紀中期以來西藏與中原政權、西藏民族與中原主體民族之間的關係,將比今天更加難以書寫、更加難以達成共識。尤其不能忘記,雖然十三、十四兩世達賴喇嘛主政西藏時期,正值西藏和中原由封閉到開放、傳統到現代、貧弱到富強、專制到民主的現代化轉型之際,致使這一時期成為西藏與中原內地、西藏民族與中原主體民族、西藏地方政權與中原政權關係史上,情況最為複雜、變化最為劇烈、矛盾最為頻繁、協調最為困難的時代,但也恰是在這一艱危階段的中期,即十四世達賴喇嘛親掌西藏“噶廈政府”之時,一部確保西藏歸屬中國,同時也確保西藏繼續享有傳統自治地位的、具有現代意義的法律文本——《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以下簡稱《協議》),經由雙方協商而宣告誕生,在人民共和時代,上演了自蒙元以來的第四場“主權”換“治權”的舊戲(其他還有兩次是滿清、民國)。擁有絕對的巨大軍事優勢的中共,之所以要極力促成《協議》,主要原因無疑出於以下兩點:以條約形式對政權關系、民族關係賦予合法性,已經成為世界通則,國際社會不承認不具有現代法律約束的政治結果;對西藏“噶廈政府”合法性的承認與重視(亦即對暴力廢除西藏地方合法政府的顧忌),並意圖借助這一具有悠久歷史的民族地方政權的權威,確立中共新中國之西藏主權的合法性,便利中共軍隊順利進藏、駐藏。《協定》簽署後的實際情況,也證明十四世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噶廈政府”,確實合法有效地掌握著西藏治權,通過簽訂決定西藏民族前途命運的《協定》,使新的中央政權得以確立獲得國際社會承認的西藏主權,並至少在法律條文上繼續保持著西藏的治權,這也充分體現了以毛澤東為首中共領導人採取“和平談判”政策的遠見卓識。

近代世界歷史的客觀事實證明,傳統專制帝國及其各民族關係的前途,既不取決於強調民族聯繫之悠久綿長的“歷史論”,也不取決於鼓吹民族關係之親密友愛的“兄弟論”,更不取決於標榜民族援助之豐功偉績的“解放論”、“發展論”,而是唯一地決定於專制帝國的民主化與民族關係的平等化,決定於公民權利的落實與各民族核心利益的保障。《協議》的歷史意義在於,它是具有傳統聯繫的西藏與中原政權、西藏民族與中原主體民族之間,更具體而言,是近代弱小的西藏、西藏民族與強大的中央政府、主體民族之間,達成的第一個具有條約性質的現代法律協議(它也是現代中國“一國兩制”的最初版本),雖然因主客觀條件限制,形式、內容都未臻完美,但“平等互利、求同存異”的和談原則,以及通過談判解決矛盾衝突的對話協商模式,為此後任何新的歷史時期,繼承、鞏固、協調雙方關係,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與實踐的雙重資源。

事實當然不止如此。在走出社會轉型的“歷史三峽”,形成穩定的現代國家之前,由歷史與傳統延續而來的一切,仍要不斷變化、博弈、反復、更新,發生在西藏與中央政府之間的“五九年事變”即是明證。然而,不論後來發生怎樣的變化,如果我們實事求是地承認,《協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西藏主權的唯一有效的合法性依據,我們就不能不承認,對二百五十萬平方公里之西藏全區的和平歸屬、藏漢民族的和解與團結、幅員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之現代中國的建立,十四世達賴喇嘛有其不可估量的歷史貢獻,他作為現代中國締造者之一的歷史地位,理應得到客觀評價與充分肯定。實事求是地肯定十四世達賴喇嘛在締造現代中國方面的歷史功績,是肯定西藏民族在締造現代中國方面歷史功績的邏輯前提,是堅持“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論斷與肯定《協議》(在西藏歸屬當代中國方面)歷史地位的內在要求,因為西藏、西藏民族與現代中國的政治聯繫,恰恰主要經由十四世達賴喇嘛領導的“噶廈政府”建立起來,並藉《協定》的簽署獲得合法性。假如缺失十四世達賴喇嘛(與“噶廈政府)一環,西藏、西藏民族與現代中國之間的政治聯繫,難免不變得牽強附會、疑竇叢生、莫衷一是,這在“合法性”將越來越成為一切政治權利基礎的開放社會,對處於社會轉型關鍵階段的中國,絕非可以掉以輕心的小事。

達賴喇嘛世系與西藏、西藏民族血肉相連、精氣相通,任何試圖通過漠視或詆毀來破壞這種貫穿於個體信仰、家庭生活、民族心脈之聯繫的做法,無論哪個時代、哪種制度、哪派勢力,都無一例外遭到失敗,至今如此,未來亦必相同。否定達賴喇嘛(與“噶廈政府)的歷史地位,其深層後果只能是動搖《協議》的權威性;《協議》權威性的可疑,加之“革命”權威性的枯竭,勢必令現代中國之西藏主權深陷雙重合法性困境,這即便不構成腹心之患,卻也絕非癬疥小疾,更何況“合法性困境”是開放社會最致命的危機。“回到《協議》!”,更準確的說,“新的《協議》!”,這是在新的歷史時期,繼承、鞏固與創造面向未來、面向全球化、面向開放社會的藏中(央)、藏漢關係的要求,是實現藏中(央)、藏漢“平等互利、和諧雙贏”的必由之路。否則,一旦尊者離世異域,“後達賴時代”的多元化發展,將令中央政府失去可以號令全藏、左右全局、創造歷史的合作對象,嚴重削弱獲得開放社會不可或缺的“合法性”依據的可能性與權威性,陡然增加在藏主權的破壞風險與鞏固成本。不僅如此,這一事件勢必嚴重傷害信眾宗教感情、嚴重傷害西藏民族感情,根本顛覆西藏民族與中央政府、執政黨、主體民族之間的關係,最終危及西藏民眾對現代中國的認同感,危及執政黨在西藏的領導地位,危及現代中國之西藏主權的合法性,將在歷史上留下難以磨滅的痛苦記憶與深切遺憾。同時,這一事件勢必也會引起國際社會的巨大關注與譴責,將對中國政府、執

政黨的形象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害。這一切又將轉化為沉重的社會矛盾負擔,放大中國社會轉型成功與否的不可預測性,令親者痛而仇者快。毫無疑問,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安危,事關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的大局,必須引起國家最高部門、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必須拿出最高的智慧和最大的勇氣來面對、籌畫,尤其要認識到,這一曠世個人悲劇、民族悲劇、人道悲劇一旦發生,沒有人能夠從中得利,所有人都將成為失敗者,因為“委屈與絕望”點燃的烈焰必將席捲一切!即便中國繼續保有西藏主權,它獲得的只能是一個徹底失去信賴、失去希望、失去快樂的,死的西藏。是的,一旦尊者不能在有生之年歸國返鄉,西藏不是在悲憤中燃燒軀體,便會隨逝者而死去靈魂——即便仍然天藍雲白、山高水長,但你將再也看不到那令人怦然心動的謙卑與溫情。——誰要那死的、物的西藏,就讓他拿去好了;而那活的、神的西藏,將永遠與尊者同在!

令人欣喜的是,最近一段時間,十四世達賴喇嘛回國朝聖的願望,得到了國家有關部門罕見的善意回應,讓人平添許多期待。一位年過七旬的世紀老人,一位信教民眾望眼欲穿的精神領袖,一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世界偉人,單從人道主義立場、滿足國內信眾願望、改善政府國際形象的角度考慮,也該早日允准並主動迎請。何況十四世達賴喇嘛持守“中道”,不僅關心西藏民族的幸福,也同樣顧念中國其他同胞的福祉,在中國社會轉型進入關鍵期之際,能有這樣一位具有世界聲望的宗教領袖,拋開歷史恩怨與個人得失,主張並致力於謀求中國各民族、各政治力量、各利益集團的“和諧共贏”,這不能不說是中國人民的福氣。而且,在臺灣回歸問題陷入僵持化、長期化,難有作為亦罕有重大變故的前景下,及時轉移重點,將“西藏問題”納入國家決策範圍,爭取有所突破,並配合南亞戰略的實施,也不失為一種選擇。況且“西藏問題”的進展,必然刺激“臺灣問題”發生變化,“以藏促台”未嘗不可。

在西藏與現代中國之間,尊者十四世達賴喇嘛是不可能繞開的結,它可以是一座橋,把兩者緊密連接,作用超過十條青藏鐵路;也可以是一座山,把兩者重重隔離,難度高過十座喜馬拉雅。著名學者、西藏問題研究專家王力雄先生形象地喻為“鑰匙”,深以為精當。當“鑰匙”主動送到手裏,掌握中國命運的公僕們,他們有勇氣與機遇,拿起、並打開通往“民族和解、社會和諧、國家和興”之路的大門嗎?西藏與中國內地能夠在“平等、自治、民主”基礎上,通過現代化轉型建立自願、穩定、緊密的聯繫嗎?尊者十四世達賴喇嘛究竟能否實現回國朝聖的夙願?

“花開堪折直需折,莫待花落空折枝”,我們拭目以待。